所谓“功利化”是指随着丧葬市场化趋势的加强，利益的观念渗透到农村丧礼的人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伦理模式逐渐呈现出一种功利化的趋势，原本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人情交往逐渐演变为一种建立在金钱交换上的社交活动，人情不再是人际交往的目的，而成为人际交往的手段与工具，人情的功利化趋势增强，礼俗背后的道德与情感也随之淡化。比如，在Z村的丧礼活动中，丧礼中的丧宴制作已经由原有的“互助一一感谢”模式转变为“承包一一交易”模式，丧家已无需专程前往厨师和邻里的家中邀请其帮忙制作丧宴，也不需要再向街坊邻里借用桌椅板凳，一切都由职业的丧宴承包商负责，而且有经济头脑的村民还专门购置桌椅板凳、帐篷等礼仪用品用于出租。对于那些前来帮忙的后厨妇女，孝子也不再亲自赠送饮料、毛巾等礼品表示答谢，而是以货币支付的形式由执事总管代为答谢，原本充盈着亲密情感和伦理义务的互助逐渐被冰冷的经济理性所替代。
在丧礼的“随礼”行为中，这种功利化趋向更加明显，丧礼中的随礼行为以及“随礼一一回礼”的逻辑亦折射出了一种工具理性、功利化的趋势。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原本基于“人情”的随礼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功利化的等价交换。在Z村的丧葬礼俗中，礼物的馈赠原本是作为亲友邻里祭奠亡者以及安慰生者所用，是亲友之间表达互助之情的一种方式，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这种象征着情感互助的“随礼”行为逐渐改变了初衷，成为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交换行为。礼金的数额成为丧家衡量“交情”的标准，礼金的层级规定也使得处于同一层级的角色不得不依据层级内的标准“随礼”，因此在“随礼”前，原本不愿意、不算账的农民“被迫”开始对每次的“随礼”进行利益得失权衡，人们往往会事先查阅自家的礼簿，查看过往的随礼金额，并与处于同一层级的其他人“计算”好礼金的“数额”，然后随上相当数额的礼金。即便出门在外，人们也需要拜托熟人代替“随礼”，谓之“人不到，礼要到”。而且，丧家的势力与地位也逐渐成为人们随礼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Z村，只要公务员、医生、老板这些“有出息的人”家里办事，不管平素关系如何?是否相熟?大部分村民都会主动前去帮忙，并随上数额可观的礼金，以便与这些“出息人”攀上交情，在日后“找工作、看病、办事的时候获得他们的帮衬”江、。原本充满“人情”的礼物馈赠在这种利益的计算与交换中变得越来越“没了人情味儿”。
可以说，当市场的基因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之后，无论是日常的生活行为还是重大的人生礼仪活动，以“人情”为基础的伦理交往法则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利益的烙印，人与人之间的人际运作关系不断被压缩，各种亲情伦常关系渐趋淡薄与疏远，丧礼的礼义精神逐渐淡化，丧礼逐渐沦落为利益性的交际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