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水方式的思路，是将农村殡葬问题转化为城市殡葬问题。殊不知，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只是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殡葬问题，城市地区的殡葬问题同样严峻而复杂，只不过其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沂水思路的结果，会将城市殡葬
问题与农村殡葬问题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城乡二元结构，是现代中国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殡葬问题上也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民国时期，城乡生活的方式虽略有不同，上海等大城市也出现了经营性的公墓和殡仪馆，但城乡差别还不是很大，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还没有
真正开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之间在制度和经济上都开始拉大距离，这也逐渐反映到殡葬政策和风气上1956年，当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倡火葬的时候，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城市，内务部拨出专款，在城市地区兴建火葬设施。1965年，内务部颁发了《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火葬。“文革”期间，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很多殡仪馆和公墓被毁，只剩下非常简单的火葬功能。20世纪80年代，原有的火葬场改名为殡仪馆，逐步增加了一些殡仪服务，而国家强制火化的时代也真正开始了。公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也全面展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城市规划和管理变得越来越严格;其二，城市愈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地。而这些也给殡葬改革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城市殡葬活动会大大影响城市秩序，因而，为了推进城市化过程，国家对殡葬活动的全面管控越来越严格。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并没有严格被强制火化，因而还有很多城市工作人员在去世之后，回乡土葬，或是即使在城市火化人公墓，也可以在家里摆设灵堂，接受吊唁，在城市街道上大规模出殡举丧。单位制虽然是中国城市化最初的重要标志，但它在现代城市构造了一种新的熟人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传统农村社会非常相似，这对传统丧礼反而是一种保护。在同一单位居住的大院里摆设灵堂，单位同事前来助丧和吊唁，这种丧礼模式和农村的丧礼模式也很类似。在城市街道没有拓宽，车辆还不是很多，甚至有很多胡同的时代，丧家可以按照传统的礼仪出殡，出殡队伍对城市生活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笔者幼时，在城市街道上经常看到出殡哭丧的队伍，与农村没有大的差别。随着单位制被逐渐打破，商住小区越来越普及，城市居民也不再居住在熟人群体当中，在大院中搭设灵堂的方式越来越不为城市居民所接受，并遭到城市管理部门的禁止。面对这样的情况，城市居多只能在自己家中设置一个简单的灵堂。在灵堂守丧和吊唁，是传统丧礼中极为核心的部分。城市管理的要求，使城市居民不得不日益缩小灵堂的范围，最后只能缩到室内。⑩至于出殡，随着车辆的增加和城市马路的拓宽，城市街道上的出殡活动早已消失，但很多人对此仍然不是很甘心，最初改为灵车出殡，即送殡的若干辆汽车形成出殡队伍，丧家从车内向外抛洒纸钱。但后来，这种抛洒纸钱的行为也被禁止，只有在殡仪馆或公墓附近，人烟稀少、管理较松的路段，才被允许抛洒纸钱。还有与殡葬相关的一些重要日子，如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死者忌日等，按照习俗，亲属应该到墓地祭奠死去的亲人，如果住得太远无法前往，就可以在十字路日烧纸钱。农村居民大多可以亲自到墓地祭奠，反而不大存在这一问题，而较大的城市往往有很多外来人日，
他们不可能经常回乡祭奠，于是，在十字路日烧纸就成为现代中国城市非常独特的景观。每到这些重要的日子，不少城市的十字路日就会点起一堆一堆的纸钱，第二天早晨，环卫工人不得不大量的纸钱灰。无疑，这样的事情会给城市的街道管理、空气质量保护，乃至城市防火等带来一定的问题。有些城市和社区采取了各种措施制止这样的行为，但这些礼俗还是非常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殡仪馆和公墓，人们都希望能有允许烧纸钱的地方，但在统一管理的公共区域和墓前烧纸钱，是非常危险的。多数殡葬单位采取的方式，是在划定的区域，允许人们统一烧纸钱，一般是根据属相划分区域，但也有管理较严格的殡葬单位，完全禁止烧纸。这给家属的祭典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烧纸钱是重构传统丧礼极为核心的部分，但大规模烧纸钱肯定会造成空气污染，对城市管理非常不利。中国城市全面禁止春节放鞭炮，已经引起了很大争议，烧纸钱与之类似，城市管理部门虽然试图管理，但无法根本禁绝。可以说，灵堂、出
殡、烧纸钱这几个方面，都会导致现代城市管理与传统丧礼之间的冲突。数十年来，城市管理与城市的民间丧葬实践之间进行了非常有趣，也非常微妙的猫捉老鼠般的博弈，面对越来越严格的城市管理，民间丧礼实践虽不断退缩，却仍然非常顽强地存在着，甚至发明出不少适应城市居住环境的新礼俗。
第二个方面，就在国家在城市大建公墓，推行殡葬改革的同时，殡葬行业的市场化时代也到来了。改革开放初期，殡葬行业的市场化就已经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民间私营公墓逐渐发展，特别是台商抓住这一机遇，
进人了沿海、沿江，乃至内地城市的殡葬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公办的殡仪馆和公墓处于亏损状态，90年代后期它们改变经营方式，逐渐转亏为盈，同时民间兴起的殡葬相关企业也迅速发展。2004年，民政部门取消了对殡葬用品和殡葬服务的各种限制，民营殡葬行业迅速发展，开始进人殡葬业的暴利时代。2009年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殡葬服务向福利化和生态化方向推进。但就目前而言，福利化方向与市场方向仍然是并存的，这给不同经济状况的居民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多数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居民，市场化方向仍然是首选。
殡葬行业的市场化，向另一个方向推动了城市居民的殡葬观念。固然，市场化会引导消费者的产品选择，但市场的引导必须建立在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上，因而殡葬市场中受到欢迎的，往往是消费者比较偏好的产品。在国家强制现
代殡葬改革的同时，殡葬市场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不能不说是对殡葬文化一种非常有益的平衡。尽管国家强制的殡葬行为难以轻易改变，在市场化充分放开之后，却可以满足殡葬消费者的各种文化需求，有利于新礼俗的形成。墓地、礼仪服务、宗教超度服务、寿衣、冥币、骨灰盒等等各种传统殡葬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上，供消费者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商进人大陆殡葬市场后，给死气沉沉的大陆殡葬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殡葬业也曾经历过艰难的现代化过程。在其现代化的初期，台湾地区的丧葬政策也是长期无法推行。后来在多方面影响之下，其殡葬政策在结合传统丧葬礼俗和现代精神的原则下，得以成功推开留，其间，傅伟勋先生提倡的生死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寥笔者于2010年赴台访问期间，曾参观了当地的金宝山、龙岩人本、慈济功德林，以及台北第二殡仪馆等殡葬单位，对其殡葬状况有了一定了解。台湾地区并没有强行推进火化，而是以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社
会企业等各方力量，综合从事殡葬服务，殡葬收费高低不等，为不同收人的人群提供了各种选项，殡葬从业人员有非专业系统的职业培训，素质较高，不仅安排祭典和火化仪式，而且还指导比较疏远的亲属之间，确立其标准的称呼，可
以说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礼生的功能，他们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殡仪馆中，由殡葬服务人员分别组织家祭和公祭，其实是将灵堂功能移到了殡仪馆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台湾地区各级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常常会到殡仪馆
去，与丧家交往服务成为拉选票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殡葬在台湾地区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台商进人大陆殡葬业，最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一是将市场机制引人了已经放开的大陆殡葬市场，二是将台湾地区的一些殡葬服务引人大陆。大陆殡葬行业市场化初期，很多地区的公墓受到了台湾金宝山的影响，甚至有不少大陆公墓直接复制金宝山的建筑、公墓样式，乃至金宝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大陆的许多殡仪馆将台湾地区的殡仪模式也引人进来，这给大陆殡葬业带来了极大冲击。传统上，大陆追悼会模式被称为“一三一”模式，即致一篇悼词，鞠三个躬，转一
圈，相当简陋和程式化，没有多少实质的哀悼表达，为多方面所垢病。而在台商进人的城市，如重庆、上海、贵阳、昆明、闽粤沿海各城市，殡仪馆中开始设立灵堂，并参照台湾地区殡葬模式，修正“一三一”模式，形成了新式遗体告别仪式。城市居民不便在家搭设灵堂和守灵的，可以在殡仪馆中守灵，甚至可以在殡仪馆里安排超度等宗教活动。现在，很多地方殡仪馆兼有告别厅和灵堂。死者若有公职在身，则一般使用告别厅，追悼会上要有单位领导致辞，按照“一三一”模式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然后火化，但在火化之前的停灵期间，则由家属在灵堂守灵;死者若没有公职，则主要使用灵堂祭奠，或是由家属决定租用哪种地。在台商没有进人时，即使火葬场早已改名为殡仪馆，但大陆居民还是习惯上把它当作火葬场，认为那是遗体火化的地方，虽然有个遗体告别仪式，因为形式大于内容，一般的亲戚朋友更看重守灵期间灵堂里的吊唁。殡葬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丧家不把他们当作礼生，而仅仅当作火化工人，是拿死人挣钱的人，所以他们得不到多少尊重。随着城市管理对灵堂的压缩，守灵期间的吊唁已经无处可去，最后一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告别厅是公共场所，一场一场安排得极为紧凑，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表达哀情、告慰家属，使得丧礼变得越来越简陋。在传统熟人社会的丧礼上，远近亲属和全村的人都会来助丧和吊唁、出殡，往往有几百上千人，但在城市殡仪馆，遗体告别仪式通常不会超过二百人，显得非常冷清凄凉，远远比不上国外和台湾地区的丧礼规模。现在，这种在殡仪馆设灵堂的方式，稍稍弥补了缺乏吊唁机会的遗憾，不过由于殡仪馆大都在郊区，交通不便，亲戚朋友很难在守灵期间前往吊唁，但还是会有一些至亲好友专程前往，陪同孝子守灵，因而许多灵堂旁边也安排了沙发、床，甚至麻将机等，供守灵人士使用。虽然像北京这样管理严格的城市，殡仪馆中的这类灵堂还没有推开，但在越来越多的
南方城市，殡仪馆中的灵堂得到了普及和接受。应当说，在现代城市管理中，这种模式为保留传统丧礼开辟了一条难能可贵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公墓建设也越来越深人和精致。私营公墓力图将墓园打造成园林，尽可能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推出了各种价位、各种品质，包括按照各种宗教信仰设计的墓地，也尽可能满足客户的下葬要求。各墓
园中比较常见的是二十四孝图、十二生肖像、十八罗汉造像，甚至李世民地府还魂图，等等，与传统丧葬、孝亲相关的装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等字样也随处可见。各大墓园中一般会有佛教区、基督教区、红色文化区等。风水师也开始活跃于各大墓园，传统宗教信仰与现代墓园联手，形成了非常微妙的选墓市场。娜有些天价墓地高达数百万人民币，一个家族墓地就是一个祠堂，有专门的保安看护，其中有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资料;也有被业内人士称为“集体宿舍”的骨灰寄存塔，一个塔位仅需几千元。随着民政部门对墓地大小的规定出台，此前的旧式墓地被囤积居奇，倒手后可以盈利数倍。而子女在父母生前就为其购置墓地，不仅成为一种孝心的表现，而且据说能使父母延寿，就像旧时代生前选址和准备棺木一样。可以说，围绕当代殡葬业，已经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丧葬文化和孝亲方式。
不过，随着城市墓园的发展，一个必然面临的问题也让各方人士越来越头痛，那就是墓园的使用期问题。墓园中的墓地，干净整洁，每天有专人打扫，看上去确实非常漂亮，但是，这样的墓地，特别是地上的墓碑和雕塑，都是硬质构造，不会轻易风化，如果不刻意破坏的话，成百上千年都会屹立如初，但死亡人数会不断增加，公墓越来越多，迟早有饱和的时候。比起农村土坟对土地的占用，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土坟之上虽不能再耕地，但毕竟主要是土，会随着时间风化，即使不风化，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实质的破坏。在如此重视丧葬文明的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留下了多少墓地?但我们并没有见到荒家累累的景象，正是因为长期的风化在自然清理着古老的坟莹。
然而，大理石的墓地，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成片的墓地连在一起，其间即使长出再多的绿色植物，也已经大大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大自然无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清理它们。事实上，城市公墓对土地使用的破坏，在长远看来要严重得多。沂水县的农村公墓，如果真的长期广泛铺开，一定会带来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公墓制度的可怕之处。
为了解决现代墓园制度带来的这个新问题，民政部门采取了以下两方面措施:第一，推广公墓租期制度，以便将来循环使用墓地;第二，大力推广树葬、草坪葬，乃至海葬等所谓的生态葬法。但这两个做法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对公墓采取租期制度，是为了能够循环使用墓地，或将墓地转为他用，解决墓地资源紧张的问题，但这里面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世界各国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有期限，或是永久。如德国勃兰登堡对墓地使用权的规定是20年，墓地使用者可续期一次，之后经营者可以收回再次售卖或另作他用;勿日本《公墓法》规定，只要不是无主坟墓，坟墓可以世世代代永久使用，只要继承人交付足够的费用;省美国判例法中对墓地没有明确规定，但各州的墓地基本可以永久使用，没有使用期限。勿目前，虽然有些地方性政策倾向于规定期限，并推动公共墓地的循环使用，但我国并未出台相关的统一规定，那些地方性的规定并无上位法的法律根据。这里涉及的一个相当根本的法律问题是，墓地到底属于谁?是一种怎样的财产?中国传统的“阴阳宅”观念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坟墓(即阴宅)的所有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问题。公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墓地都被划归为物权法的范畴，但墓地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财产。根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三条规定，留尸体、骨灰等属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关系到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凶对遗骸、骨灰和墓地的侵害，都构成了对死者人格尊严、人格利益的侵害，也是对其近亲属的精神伤害。死者并不因其已死和不再具有行动能力而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死者尊严的保护也是对法律自身尊严的维护。因而，严格说来，只有日本和美国那种永久性的墓地使用权，才是最充分保障死者尊严的。但是，因为土地资源有限等种种原因，很少有国家能做到如此，因而才会有年限的规定，当我国媒体针对墓地使用权展开讨论时，亦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但如果没有期限的规定，墓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又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基于中国文化中对丧葬和墓地的重视，不仅死者亲属无法接受使用期限和循环使用的解决方式，新的购墓人也很难愿意购买曾经被使用过的墓地。相信，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这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⑧
民政部等九部门于2016年2月24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人们进行海葬、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不留骨灰，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墓地使用的问题。目前看，城市中文化较高、西化程度较高者比较愿意接受生态葬，但大部分老人仍然不能接受。即使老人愿意接受生态葬，其子女也很难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父母的遗骸。各种生态葬形态，虽然也会以特定的礼仪或纪念物，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纪念，但毕竟没有留下有形的坟墓，与长期流传
的传统，以及被传统塑造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虽然有部分人不在乎死后遗存，但这毕竟难以成为最主流的殡葬方式，无法真正解决墓地紧张的问题。
事实上，像树葬、草坪葬、花葬等生态葬方式，将骨灰作为肥料葬人地下，其在生态环保意义上与传统土坟是类似的，但由于没有留下有形的坟头而无法得到传统观念的接受，因为它不具有承载传统文化的功能。从土坟到大理石公墓，再到生态葬，殡葬改革的历史讽刺性地走了一个循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本来，完全传统的土坟虽然从现代的度看不够美观，不够整洁，但并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破坏，而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传统宗法向有小宗五世则迁的传统，五代以上的祖坟，一般就不再培土，慢慢风化了。正是现代墓园制度造出了这么多无法自然风化的大理石公墓，才给后人们提出了如何处理的艰巨问题。目前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都没有尊重传统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无视了死者的尊严，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