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生命教育思想、还是临终关怀理论与殡葬文化理论发展，都是郑晓江生死哲学思想的应用。郑晓江对于它们进行发展，无一不是为了向世人传播一种正确的生死观，为更有追求的生和更有品质的死做的准备。
近年来，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生命教育的热潮，两岸三地和西方国家均有对生命教育的不同作为。例如，在学校的生命教育中，美国的生命教育先从死亡教育入手，首先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死亡，继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与郑晓江所提倡的“以死观生”十分相似。并且，美国出版了多种生命教育书籍，还建立生命教育协会等，“美国从1994年起每年召开白宫人格教育会议，整合政治、教育、宗教的力量，要求家长社会共同参与，协助学校推动人格教育”;‘旧本于1989年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目标;乌克兰2001年开始开设生命科学基础课”;英国的学校也十分重视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他们在学校中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并“邀请殡葬行业从业人员和医生护士走进课堂，与学生共同讨论如何面对死亡”;德国则出版了专业教材，在学校中开展关于死亡准备的教育，让青少年了解死亡，直视死亡，并以善良教育作为辅助，开展生命教育;“从1997年底台湾开始推动生命教育，到2001年初台湾正式宣布‘生命教育年’的实施，标志着生命教育从民间的自发发展到当局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政府真正意识到生命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积极参与到生命教育计划的定制、发展和管理中去，为生命教育事业的开展保驾护航;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开设了流动的生命教育课堂，让学生们更加方便、有效地参与到生命教育的探讨中去。中国大陆的生命教育实则不能够称为生命教育，它往往是存在于校园内部的道德教育与安全教育的综合。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生命教育也存在如下不足，首先，生命教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而不是全体民众;第二，政府和当局没有积极参与其中;第三，生命教育的内容不系统、不规范。因此，生命教育不够完善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中国。郑晓江把自己的观点带到生命教育的宣讲中，让人们对生命教育的理解不再片面，让生命教育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提出生命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民，并提倡发展殡葬文化和临终关怀的思想，为生命教育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囊括了更广泛的教育对象，和更具体的教育内容。与港澳台、西方生命教育不同的是，郑晓江将中国传统思想融入生命教育之中，旨在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教育思想。这种理论基础能够更容易地让中国人接受和了解，是适合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人生发展的。相比西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中国的生命教育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生问题的多发，使得中国人意识到生死问题的严重性，郑晓江在此时提出生死哲学思想理论以及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也是值得全民去思考和学习的。生命教育应该成为所有教育的源头，它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信念、成长为独特的、鲜明的、健全的个体，从而以健康的生命力融入到社会中，为社会发展带来正向的影响与价值。由此看来，郑晓江对生命教育的发展值得肯定。
郑晓江对于中国的临终关怀活动与殡葬文化活动的现状做了阐释，并且揭示了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生死哲学思想以及生死哲学基本理论给出了临终关怀思想与殡葬文化思想在未来发展的思路。不仅如此，郑晓江还注意在细节上下功夫。例如，在对逝者亲属进行抚慰和生命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先针对次亲来进行。他考虑到至亲在逝去亲人时万分悲痛之心情，以致于排斥任何的心灵疏导。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临终关怀活动与殡葬文化，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也都有独具特色的临终关怀活动和殡葬活动，因此对于现代中国临终关怀思想与殡葬文化思想的发展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郑晓江以生死哲学智慧结合中国人特有的死亡意愿，对中国临终关怀活动与殡葬文化活动提出了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供大家学习和思考。
早在1992年，就有沟通东西方临终关怀活动的《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参考西方的临终关怀，我们可以看到，“临终关怀在西方主要国家获得了较大发展，呈现出政府重视，民众参与程度高，服务机构规模大，服务模式多样化等特点。”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融合世界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社会，我们不仅仅要从中国传统生死观中找寻合适的理论来发展临终关怀理论与殡葬理论，学习西方的临终关怀与殡葬文化思想，对加快我国临终关怀理论与殡葬文化思想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