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首先在于法规与传统习俗的冲突。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法规与传统习俗是相互对立的，殡葬改革的目的就是用所谓“文明进步”的法规替代“愚昧落后”的习俗，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
当国家法规与传统习俗发生冲突，必然会遭到实践后一种价值主体的抵制，他们会采取种种对策规避国家法律，变相地遵从传统的习俗，这不是“不懂法的表现”，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如G家的丧事就是这样。当G去世之后，死者家属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实行火葬，而是采取了种种对策实行土葬。首先，G还没有在医院里“断气”就出院返家，G在家病重期间，G家“趁着天黑”偷偷从外地买回棺材，准备丧事。其次，G“断气”之后，G的家属没有放炮报丧，没有通知所有亲属，收礼设宴，更没有请来琐呐队加以声张，而是悄悄地在夜里及时土葬。再次，G家在埋葬之前，主动派人向乡民政所交了1000元押金，以防“上面找事儿”。最后，丧礼之后，G家没有垄起坟头，而且还在坟地新土上盖了一些杂草，以防被人发现，在“五七”祭祀仪式上，G家仅举行了象征性的、被压缩的丧葬仪式，收礼设宴款待，举办了在出丧那天“不敢(举)办”的活动。从G家丧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G家面对上级的法律规定，怎样地做出了变相地遵从传统的行为选择。不仅土葬丧事中人们“有意地”规避国家法规，火化后的丧事也是一样，人们会规避国家的法规而遵从传统的丧礼。比如死者L的丧事、死者M的丧事都是这样。
当农民普遍规避国家法规变相遵从传统习俗的时候，国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强制推行丧葬改革改变传统习俗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改变一种己有的、普遍的行为模式，此时国家面对的将不是一两起“犯罪”，而是大规模的不断涌现的“违法犯罪活动”，法律没有力量使每一违法行为都受到惩罚，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法律所要消耗的成本是国家难以支付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不责众”。所以丧葬改革中国家法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法规与传统习俗的相互冲突。
实际上，作为一种行为规则，传统的丧葬习俗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行为细则，指引着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并赋予这些行为一定的意义。比如在G村传统的丧葬习俗中，当家里有人去世时，死者的儿子要溺死一只鸡(是用手溺死不是杀死，死者是男的，溺死的是公鸡，死者是女的，溺死的是母鸡)，当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得到的回答是“丧事就这样儿”，“这是规矩”。同样，当死者去世之后，死者的孝子贤孙要围着死者的尸体大声哭丧，但眼泪却不能滴在死者的尸体之上。当然，死者尸体入棺时，身上应该穿什么、身下应该铺什么、脚上应该戴什么、手中应该握什么、头下应该枕什么、嘴里应该含什么等等一系列的细则，习俗中都有明确规定，并且赋予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说法”。总之，当死者去世之后，传统的丧葬习俗为其家属提供一套详细的行为细则:应该做哪些事、什时间做、怎样做，死者家属依据这种行为细则自然而然地就完成了丧事，这就是传统的丧葬仪式。
相反，国家法规在否定传统习俗、认定传统习俗愚昧落后的同时，并没有设计出一套文明先进、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法规中仅仅有一些“禁止”，却没有具体“应该如何做”的细则。即便是人们有意规避传统习俗，遵从国家法规，也会面临一个困境:无“法，’(做法)可依。丧礼毕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对于这一仪式，国家法规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一套细则。因此，人们在参与这一仪式时，只能依靠惯例，依靠以前的丧葬习俗。在此我们看到，习俗限制了人们的思维，同时也为人们的丧葬行为提供了一套操作模式，“制度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制度中储存着信息和规则。这些信息和规则替代了个人思维的必要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强化人们对某些领域和规则的记忆，而同时忽略其他领域和规则，通过这种记忆系统来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传统的丧礼就是这样一种指引人们行动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