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仪式中存在对物品和服务的两种需求，过去物品主要包括自己制作、向村民借和购买三种形式，服务则由村内帮忙的人提供，现在主要通过购买的形式满足需求，物品的购买包括寿衣、棺材、供品、纸扎等，服务的购买包括鼓乐队的表演与厨师一条龙的席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带来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同时创造新的需求。鲍德里亚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将物的概念引申为符号，认为作为“符号”的物品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被消费的是物的差异性，物品变为系统中的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消费关系。
在马克思关于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增加了“符号价值”的概念，认为物在满足需求的功能之外还存在作为符号的社会价值，即物或商品作为符号被消费时，不是按照它的成本或劳动价值计价，而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计价，物或商品本身作为符号也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涵，符号价值不受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约束。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既是新的生产力，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消费从物的消费转为符号的消费，对符号的追求超过对物的功能的追求，消费的前提是物成为符号，消费的过程为重新编码的过程，对不同物品的消费代表不同的符号，重新建构每个人的身份，维护消费社会的秩序，成为构成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丧葬仪式中的物品包括亡者直接使用的寿衣和棺材，亡者间接使用的供品和纸活。寿衣按照材质、件数的区别分为不同的档次，件数为单数，包括三件、五件、七件、九件，材质为棉布或丝绸。棺材的材质以松柏为上等，杨柳木次之，形状为前大后小的长方梯形，木板厚三寸到六寸不等，刷红漆或黑漆。寿衣为老人一生穿的最后一件衣服，民间认为棺材是亡人的家，因此越好的寿衣、越大的棺材象征着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供品包括水果、干果、菜等，象征亡人吃的最后一顿饭。纸活即为明器，包括传统的纸马纸牛、金童玉女、纸钱和楼房、冰箱、彩电等新式的纸扎，通过焚烧的形式希望亡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使用。丧葬仪式中的服务包括鼓乐队和厨师一条龙，鼓乐队在仪式中奏乐并担任司仪的角色，厨师一条龙负责流水席的筹备。丧葬仪式中的物品和乐队的演出寄托着子女对亡者的孝心和美好的祝愿，流水席的举办原本是为了答谢前来参加仪式的亲朋好友和村民。从科学的角度，亡者不能真正享受到仪式中的物品和服务，因此他们的符号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寄托对亡人的哀思之情，代表对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则是丧家家庭经济实力的展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变得富裕，部分家庭愿意在白事中花费较多的金额，这也导致产生了消费越高就越孝顺的观念，丧葬仪式中的消费逐渐转为一种面子的体现，成为建构村民关系的一部分。在农村，谁家的丧事烧的纸活越多，席面的菜色越好，请的乐队表演越隆重，村民就认为这家人更加有面子。
“现在90%都是大办，都不用寻思，只要雇了喇叭那就是大办，还有雇两伙对着吹的呢，都是根据家庭条件，有的吹三天，有的吹两天。也有攀比，过去席面就是八大碗，现在400一桌、450的都有，看你愿意花多少钱。还有烟和酒，那是人家自己拿的，有钱就拿好烟好酒。
面子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和积累的，建立在行动者之间熟悉感、亲密感与相互预期的基础上，具有工具性和价值性，工具性体现在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与增加社会关系的厚重度，价值性体现在获取面子为行动者提供价值和意义，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一场丧葬仪式中包括用品、乐队、流水席等消费需要花费2万元左右，酒席中的烟和酒还要另外再算。在笔者调研的胜村，村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为征收耕地补贴、独生子女补贴和养老保险收入，每年一共5000元左右，再加上打工和卖菜等收入，一户两个老人的年收入在15000元左右。丧葬仪式对于普通的家庭是一笔较大的消费。在丧葬仪式中，消费的符号性价值包含代表着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的含义，通过高消费与奢华的丧葬用品来展示个人在村内的地位和家庭的经济条件，将丧葬仪式转变为面子的展示，为了获取面子而采取雇两伙乐队、流水席的菜色更好、多烧纸活等行为。村民在谈起丧葬仪式的时候，常提到某一户在办仪式时“舍得花钱”，在流水席上提供较为高档的香烟和酒，仪式办得很有面子，老人走得风光。这也导致了消费的规模与孝心直接关联的现象，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也要尽量达到大众的标准，避免在村内得到“不孝”的名声，这为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子女经济条件较好，但不舍得在丧事中花钱的家庭也会受到村民的议论，认为这家的子女不够孝顺，父母辛苦了一辈子，都舍不得花些钱送父母最后一程。在仪式中也产生了薄养厚葬的现象，生前对父母没有尽孝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在丧事上大操大办体现自己的孝心，这在村内也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