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为美观:清代川北墓葬建筑图像与铭文的解读
作者：
日期：2018-10-22 17:39:47 点击数：
清代川北地上石质墓葬建筑作为模仿中国古代传统礼仪建筑而修建起来的，存留了中国传统礼仪建筑的诸多礼制，逐渐在这一地区演变成一种自称体系的传统建筑类型，从“地下”的仿木建筑的仿木建筑的阴宅转向成为地上“供人观看”的丧葬建筑。使得该地区的墓葬建筑在雕刻装饰上缺乏因丧而哀的气氛，反而呈现出注重美观、华丽、喜庆、吉祥、热闹的视觉效果。正如明人谢肇制所说:“丧不哀而务为美观，一惑也?”
上海公墓上海墓地太仓公墓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墓碑的图像艺术
川北清代墓碑雕刻装饰图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有祥瑞神兽、动植物、几何纹、吉祥文字、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曲人物、仙佛神道、世俗生活等都表达了趋吉避凶、吉祥美好愿望。墓葬中尽管构图复杂、形式多样、人物众多、工艺复杂等等都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框架之中。作为古代趋吉避凶观念的物化，吉祥图艺术的形成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关，并受到早期各种思想和民间信仰的影响。对川北清代墓碑装饰图像的观察，墓碑装饰母题类似，其分布也颇有规律，只是雕刻所处的位置千变万化，呈现出民间艺人的独特视觉逻辑和艺术趣味。因此，选取了墓葬装饰中一些较为普遍常见的装饰图像，结合民众生活所崇拜信仰的吉祥图案与墓碑丧葬题材相连进行分析，其表现内容寓意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求“福”;二、求“寿”;三、尽“孝”;墓碑关于这类寓意的题材，包罗万象，例如:“福”、“寿”字、送子娘娘、二十四孝、历史故事、戏曲故事、世俗生活等等，并且这些装饰图像都是民间喜闻乐见、崇拜且广为流行的图案。
一、求“福”的图像题材
围绕“福”的主题，至明清以来的民间墓葬中，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呈现的视觉形式也是十分丰富。千百年来中国民众对“福”的热切向往由来己久，对“福”的理解和表达也是极力追求。“福”是人生向往美好愿望的集中表现。成为民间求福纳祥信仰的核心主题，由此以“福”为核心理念，创造出一整套表达“福”的图像与符号，这些视觉图像早早渗透进民众生活的诸多细节。象征“福”的寓意题材元素自然成为墓葬装饰图像的首选。
墓葬中以“福”为核心的主题，可以衍生到其他诸多画面，如“福”字、富贵牡丹、送子娘娘、天官赐福、蝙蝠等等，均是对“福”的不同表达，“福”的图像元素在墓葬中也是不胜枚举。另外，因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其呈现的视觉形式变化万千，而对“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川北清代墓葬对“福”的视觉呈现，民间匠师根据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总体上形成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表达系统，这些约定俗成的装饰题材成为墓碑丧葬文化的重要符号。
结合墓葬装饰对“福”的不同价值取向，表现出形式多样的“福”的视觉图像元素。就单独“福”字在中国传统装饰中最为直观，在民间属识别性最高的中国汉字，强烈体现了广大民众求“福”心里愿望。“福”字作为墓葬装饰是最为直接、最易传播的方式，即使民间很多没有文化与目不识丁的民众，对“福”字的认识是再熟悉不过的，并且能够深刻理解这个汉字所承载的含义。墓葬直接运用“福”字的多种书法字体，形成一幅单独的装饰图像。如旺苍县郝家河郝占奎墓牌楼背面抱鼓，“福”字饱满流畅，画面呈圆形构图，浅浮雕内刻一只蝙蝠，其局部边角上下刻两只蝙蝠，画面布局方圆和谐统一(图4. 1)，福字与多只蝙蝠组合表示福源不断。通江县文胜乡何建海墓(图4. 2 )，“福”字布满整个稍间，用笔潇洒大气，装饰审美意味浓厚。明清时期，“福”视觉元素分布在墓葬建筑的各个面，成为人们祈福纳祥的崇拜主题，承载的理念深入人心。“福”字作为墓葬装饰的核心理念，是墓葬重要的装饰之一。
本节重点对《送子娘娘》进行图像分析，以期探寻该地区对图像的制像方式和工艺特点。分析要解决的是这幅重要的图像所表达的思想，在墓葬中象征了对福的另一种渴求，祈求多子多福、家族繁荣昌盛的愿望，以及这种视觉形式对“福”这个特定主题的传达方式。“送子娘娘”这一题材主要出现于较大的墓碑建筑中，造型丰富多样，人物组合数量至少有三至五人左右，甚至更多。画幅的结构有大有小，依据墓葬的框架结构而定。“送子娘娘”图像主要以一位怀抱孩童的妇人形象为中心，身旁常常设置一位贴身女侍从，再就两三个及以上的文武官员，目光朝向妇人有所期盼的形象，构成了一副完整的装饰图像。中国古代一直有向“观音”求子的风俗信仰，观音又被称为“送子娘娘”，传说没有孩子或不能生育的妇人，只要诚心祭拜送子娘娘就可以生子，这种习俗对于民间生育信仰，十分灵验，民众就会把附有送子娘娘的画像、泥塑、雕像等用来拜祭供奉。然而，墓葬雕刻的“送子娘娘”并不是我们供奉在寺庙道观内的“观音”坐像，而是一位朴实、年长的普通妇人形象。如旺苍县郝家河郝占奎墓(图4. 3，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该图位于牌楼背面抱鼓上，从牌楼明间进入左侧抱鼓下的小方框内就能看见。画面场景左边建一栋房子，房顶雕刻一对鳌鱼两嘴之间捧着一个葫芦作为屋顶的装饰。屋内左侧一张椅子上安详的端坐着一位妇人，双手抱着一个儿童，妇人右边站着一位年轻的侍女，左手向上拉着门。门外依次排列三人，身着的服装各异，明显代表了不同身份地位，近靠门前的一人，拉着门锁作出敲门的姿态，后面两人穿着官服，左手挎在腰间，右手前倾等待房屋的打开。情景讲述了屋外三人向房里的妇人求子的过程，呈现出门里门外人物不同的表现特征，人物神情刻画圆韵生动。
对于“送子娘娘”题材内容的界定有一定的推敲。虽然墓碑建筑雕刻中一位J环抱孩童的妇人与左右排列的文武官员图像出现较多，但民间对这组题材的寓意到底表达了什么，我们也是不得其解。而在邓霜霜《四川平昌县黑马山李氏墓碑雕刻艺术研究》中将这组图像解读为“拜寿图”(图4. 4，并作了具体描述“碑坊背面左侧的“拜寿图”颇具意味，图中雕刻一位中年妇女、一个小孩、一位老太，另外还有三位文官、两武官形象。处于图像中间位置的老太端坐于椅子之上，J环中抱一小孩，梳戴整齐，面露微笑，一位中年妇女站老太太背后扶椅;在图的最左边还有一位长者，头戴一顶有长长的帽翅的官帽特别显眼，而在画面的右侧则是两人穿官服戴官帽，面向老太双手做作揖。最右边为两位穿恺甲的武官领首肃立。”“从图像学的角度看，这组图无疑具有复杂的语义，反映了人们的多种社会心理诉求和现实寄望。尽管是并行排列，但图中人物的身份和彼此关系却一目了然，左右人物相对而立，将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中间有“座位”的老人身上，地位上的高下和尊卑立现。①”从作者对这组图像分析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座位”的老人身上，左右人物都观向老人所展现出一种拜寿祥和的场景。恰恰以老人为中心，尤其是老人怀抱的孩童更引人注目，更像是一群文武官员向怀抱孩童的老人求子的场景。因为，在民间一直都有向神灵“求子”的习俗，讲究家族香火的永恒性延续和族类生命的无限传递。由此，在民间形成了庞杂的生育神信仰，其中尤以女神为主，普遍信仰的有观音娘娘、九子母、王母娘娘等等，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都有各自信念敬奉的生育神。因此，以“求子图”作为墓碑图像的解读相比“拜寿图”更为贴切，又惯以女性的形象出现称为“送子娘娘”。
“送子娘娘”的确在墓葬中多次出现，成为墓葬图像普遍的装饰主题。并且通过固定的人物形象来表现，最明显的特征包括三种人物角色，一是画面的核心是一位年轻的妇人或慈祥的老夫人怀抱一位儿童，二是围绕妇人向其朝拜的文武官员，三是妇人身旁贴身的侍女。组合的图像无论画幅尺寸大小，变化多样，人物或多或少及人物神态刻画千姿百态，但以上三种人物形象通常不会变化。如旺苍县化龙乡王文学墓，为王文学与夫人杨太君合葬墓(图4. 5 )，墓葬雕刻最为精美。该墓有一副“送子娘娘”图像位于杨太君墓碑额仿，根据实际测量，额杭高0. 42米，宽1. 26米，画面人数16人，人物身高均约0. 21米，高浮雕。画面布局以“案桌”为中心左右对称均衡分布，案桌布上浮雕的麒麟。中间案桌左上方的椅子坐一位年轻的妇人，双手抱着活泼可爱的小孩儿，妇人右侧站一贴身侍女。案桌两旁手持羽扇站在主角身后俩侍女。画面左右均衡从着装上观察站着不同等身份的文官武将，姿态各异，众多的人物围绕主角聚集在这一厅堂内，呈现了热闹欢快的氛围。其次，在通江县洪口镇牟家坝刘其忠墓(图4. 6 )牌楼次间额杭，这一幅图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位老人双膝跪地，右手执杖，左手向前迎接的姿势，老人迎面祥云上站有一位妇人，双手前伸抱一婴儿，有意将婴儿送给拜见她的老人。可以推测该图将妇人刻画为送子的神仙，老人一路颠簸前来拜见，向神仙祈求能得一子的愿景。可见，这一固定的图像模式成为墓碑装饰母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及性。
因此，关于求子得福的图像在墓葬中除了送子娘娘以外，还常见有天官赐子赐福，瓜果、石榴、葡萄等植物表现的“瓜l绵绵”喻意子孙延绵，繁衍不息，石榴象征是后代绵延、子孙众多，这些都是象征多子多孙，福气绵连。因为中国古代有多子多福的观念，求子风俗源远流长。墓葬中以求子得福为目的反映了民间群众现实祈求的心理需要，祈求墓主或后代子孙繁荣昌盛和家庭人丁兴旺的愿望。相信命中注定观念的民众对神秘力量又充满希望，他们期待着经过不断努力和遵守道德规范、宗教行为，老天会赐福他们，改变他们的命运。由此，产生了对送子娘娘、天官赐子、瓜l绵绵等象征求子求福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