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家庭的标准模式，一般表现为几个儿子成婚之后，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区别于秦与西汉时期以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如缪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更有三世同居的特例，如蔡昌“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可称得上“超大家庭”。

    大家庭对应的墓葬形式则表现为多人合葬，如东汉洛阳周边地区的横室墓，不少有多个后室或侧室，而其他地区则有很多方形弯窿顶多室墓，这种合葬模式很难统一用“厚葬”来概括，理论上讲，通过增加墓室进行合葬，实际上节省了开支，具体包括前室共用的祭祀空间以及随葬的模型明器(东汉墓一般每座墓共用1套模型明器)，因此，这种合葬模式也是“薄葬”的反映。

  (二)自然灾害的影响

    据统计，汉代自然灾害的爆发有三个起伏期。高祖至高后27年间，发生灾害11次，频率为0.41次/年，属于灾害稀少期。文帝至武帝时93年间，共发生灾害92次，频率为0.99次/年，是第一个高发期。昭宣时期38年间，发生灾害18次，频率为0.47次/年，是灾害间歇期。元帝至东汉明帝时125年间，共发生灾害170次，频率为1.36次/年，是第二个高发期。章帝时23年间，发生灾害18次，频率为0.78次年，有所缓和。和帝至东汉末132年间，共发生灾害302次，频率为2.29次/年，是第三个高峰期，也是灾害爆发频率最高的时期。

    东汉晚期不仅灾害频发，瘟疫更是肆虐，据统计，两汉时期疾疫次数达50-60次，其中东汉34次，集中于和帝之后，达26次之多。洛阳属于高发地区，其中4次有明确记载，后果也是相当严重，如安帝时的瘟疫，“民多病死，死有灭户”。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椽贩察之。”fll这些因素可能也是多人葬增多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