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并非拘泥守旧之人，其当政期间，所用李彪、崔光等人也皆从寒门中超拔而出。但在身处姓族中的李冲、韩显宗等人也不以姓族为然的情况下，孝文帝仍然坚持用人“专崇门品”的观点而选用人才。其间原因，大约如唐长孺先生所说。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孝文帝对姓族制度的坚守，实际意味着对先世官爵与其子孙利益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而在孝文帝之后，北朝诸帝对此制度与观念也颇多维护。宣武帝正始二年六月诏:“先朝勋臣，或身催谴黯，子孙沉滞，或宦途失次，有替旧流，因而弗采，何以奖劝?言念前绩，情有亲疏。宗及庶族，祖曾功绩可纪而无朝官，有官而才堪优引者，随才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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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平二年江阳王继上表:“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锉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孝明帝孝昌元年九月诏:“追功表德，为善者劝。祖宗功臣，勒铭王府，而子孙废替，沦于凡民，爵位无闻，迁流有失。(中略)其功臣名将，为先朝所知，子孙屈塞，不见齿叙，牧守令长声称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闻，肤将振彼幽滞，用阐治风”。天保八年(557)诏尚书开东西二省官选，左仆射杨情辟逊为其府佐，逊辞日:“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倍日: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在此种制度环境之下，势必会促成世家贵族子弟对先世官爵，也就是门第强烈关注与推崇。而观孝文帝以后北朝贵族争功求爵之事，正可为此提供佐证:景明二年，源怀以父源贺有援立二帝之功而爵位不符，乃上表求封:“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陆)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土之赐。得否相悬，请垂裁处”。墓志中的反映则更为直观，北朝墓志自铭文格式基本完善，追述世系便是必然的要素。如元寿妃鞠氏、元诱妻冯氏墓志叙祖、父二代，元谭妻司马氏等墓志之叙曾祖以下，杨{靓季女墓志中追述至十三世祖、七世祖、曾祖、祖、直到父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不仅女性，北朝的任何一人都是紧紧依附于家世身份之下，依赖于他者的身份来明确自身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