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门村墓地，该墓地先后几次共发现11座墓葬，其中7座墓葬被严重毁坏，据当地村民反映墓葬均发现有马、牛和羊头骨。另4座墓葬经过清理，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随葬品。其中M2随葬有马、羊头骨各2具、牛头骨1具;M3发现4具马头骨‘。另外1988年发掘的墓葬(撒88M1)出土了3具马头、1具牛头、10余具羊头骨。也就是说该墓地11座墓中至少有10座发现有动物殉牲，殉牲率达到90.9%以上。殉牲动物至少有马头9具、羊头12具和牛骨2具。可见羊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马，最后是牛。
浏家港陵园，公墓，上海墓园
除上述5处较有规模的墓地之外，在固原地区还发现了较多零散的墓葬中均发现有殉牲。主要有觅麻村、侯磨村、上店村、阳洼、鸦儿沟、大北山、石喇村、吕坪村、王大户、官台村、吴沟村和沙塘乡机砖厂等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单人葬为主，少有合葬墓(阳洼)，且无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其中最少的仅随葬1具羊头骨，最多的随葬30余具牛、马和羊头骨。这种零星墓葬的成因很复杂，可能与牧民在游动放牧或转场的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而死亡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游牧社会多元化、小型化、分散化、家族化的特性有关。这一点与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较相似。同时，罗丰先生也指出，固原地区的葬式均为头东脚西，而鄂尔多斯地区均为南北走向，头北脚南，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民族间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觅麻村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青铜车马具，如马镰、当卢、节约、车轴饰等，而在墓葬中只随葬了牛和羊，而并没有随葬马骨。车马具和马本应该是相伴相随的一对事物，这一现象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车马具和马本身究竟哪一个更能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认为以车马具为代表的随葬品更能代表牧人的社会地位和贵族身份;而马代表的牲畜则体现财富的占有情况。当然这两类也并不是绝对分割的，往往交织在一起。
根据杨建华先生年代学的研究，春秋晚期的槐湾、孟源14和撒门村M2中，仅后者发现有牛、羊和马等少量的殉牲。战国早中期的撒门M3和88M 1、石喇、于家庄、觅麻、大北山和官台墓葬中多数都殉葬有大量的牛、羊和马头骨，仅米源一处未发现殉牲;并且这一时期形成了像于家庄和张街这样较大型的墓地。战国中晚期的马庄、陈阳川、张街、吴沟和鸦儿沟墓葬中仍发现有大量的殉牲动物;同时还有像白杨林村、芦子沟嘴、头营、王家坪和蒋河等墓葬中不随葬殉牲。总之，固原地区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殉牲特点发生了一些改变。早期由少量的发现到中晚期大量的出土，这一变化代表了游牧力量的不断强盛。由于固原地区的地理位置与中原文化的腹地距离较近，在晚期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原力量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