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影响:有之，伍廷芳先生一人而已。”上海一本滑稽书刊登了一个笑话，可见“伍老博士火葬，依序稍易辞句，沪上有踵而行之者，将成为一种习俗，一滑稽者曰从此讣告，亲视含硷，从卫生角度考虑的火葬，在近代中国，当改为亲视举火矣，闻者大笑。不过，

伍廷芳并非第一人。1910-11年i'}，东北的肺鼠疫爆发，曾在剑桥大学取得热带医学流行病学学位，又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进修过的伍连德，深谙传染病防治，被清政府任命主导此次防疫工作。伍连德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卫生的”火葬。

    1911年1月，哈尔滨城中出现大量死者，当局本己准备埋葬这些尸首，大街上收集的尸体均用棺木装硷，然而死亡率激增，后决定不用棺木直接埋葬。然而无论有无棺材，这些尸体均未被埋葬，而被径直排放在哈尔滨城北公共墓地内，约有两千余具，绵延达一英里。满洲隆冬，冻土深达数尺，根本无法掘墓。伍连德在视察了墓地的情况后，认为这种状况构成了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必须断然加以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集中火化。问题在于，东北一地，“就其他积习而成俗与防疫有碍者言之，则莫如丧葬一事。疫毙之尸，欲其速硷而丧家多择期殡硷;疫毙尸馆欲其速葬，而丧家多停馆不葬。贫者有停三日或七日即葬者，而富者则停至经年，甚有寡妇无子，停夫馆于堂待天年后与之同殡…若夫火葬之最宜于防疫，则且有闻而却走者。”76伍连德回忆到，由于深知集中火化在当地未有先例，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又近乎宗教信仰，或恐被目之为襄读人性，故而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伍邀请地方头面人物，一同驱车赶往墓地，目睹成堆的棺材和死尸。地方官吏一致同意伍奏请朝廷允许火花这些尸体。实际主政外务部的外务部右丛施肇基迅速同意了奏请。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带领200名工人，以100具尸体为一堆，共计22堆，使用木柴和原油，分两批，在两日内集体火化完毕，并将其骨灰集中投入几个新挖的大坑中掩埋。又挖数个大坑，新有鼠疫死者则可直接在坑中火花。效果立竿见影，使伍连德自己亦感到不可思议。自1月31日起，死亡数字开始下降，在整个二月持续减少，到3月1日，哈尔滨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病例。

    问题在于，粗知自卫之道，此役之所以能扑灭者，乃因为防卫合法。或因消毒有方，或人民或与气候及寒暑有间接直接之关系，均未可知。

本无确据可循也。“奉天省防疫总局:《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缘此疫之消灭，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第一章，第3页。此后，东北防疫中，火葬尸体成为定例。至1921年，其时东北疫厉二次流行，使用相同办法，再次焚化了九千人。1920

    1934年，伍连德赴日内瓦参加了国联卫生会议，并顺道考察了欧洲各国火葬运动的进展。'1935年，伍连德在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的报告中，共撰文三篇，其中特撰文一篇《中国需要火葬》一方面从尸体暴露，“在距黄埔滩一里之内， (the need of cremation in China)，文章即可嗅得腐败尸体之恶味，且空棺甚多，盖其有位狗噬者，有因年代久远而淹没者。”火葬有益日常卫生和防治传染病，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过去800年间对火葬的抑制，使得中国至少十一分之一的可耕地被墓地占用。为了和国家的现实需要相应和，推动国家对火葬的支持，卫生精英同时从国家主义的富强层面谈及火葬的益处，这不难理解;伍连德文章中的“十一分之一”这一数字反复被时人征引，成为论证土葬之弊的主要论点之一。陈永汉谈到:“火葬废止以来八百年间，中国可耕地土之化成坟莹者，占十一分之一，由经济立场言之，此乃最不幸之事;盖我国以农立国;民食本足自给，乃近年自外洋进口之米，麦，肉类及其他食料，年达两万万元之谱。

    1935年，伍连德经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意，拟在江湾建立一现代化之火葬场，当时并组织火葬场筹备委员会，于10月1日在上海水上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以上海卫生局长李廷安医师为主席，伍连德和海港检疫处，上海市卫生局各员等列席会议，从事筹备一切;并在江湾置地二十余亩，募集社会捐款，以建立现代化的电气炉灶，祭坛，和在周围进行园景布置。其费用具体摊派为，市政府二万元，伍连德承担募捐一万元，由社会各界摊派一万元。后费用进一步提高到六万元，伍连德则承担募捐二两万。为了管理将建立的火葬场，并推动火葬在民众中的普及，由市政府牵头，又组织了中国火葬协会。其宗旨为:(一)倡行卫生，经济，雅洁之殡葬方法;(二)协助政府与人民利用现今为坟莹所占之肥沃地土以增加农田出产，充实国家税收;(三)与中央与市政当局合作，择美观适宜地点设办火葬场;(四)扩大宣传，使全国人民明了火葬之利益;(五)联络世界各国同样之组织。

    为了找到支持者，进一步扩大影响，利用自己熟悉西方社群的优势，1935年6月4日在租界的的一场俱乐部聚会发表演讲中，伍用英文(且只会说英文)向在场的西方人士宣读了《中国需要火葬》这篇文章，并表示，所有中国人都应当采火葬，而不是只在传染病爆发时采用。从上海市政府方面的情况来看，1928年，据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城中积框就已达十万余。上海市政府早在1932年就筹划修建火葬场，拟在沪南曹河派附近选地设立火葬场。不但是卫生的考虑，此一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倡导的“生活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中，生活艺术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薄敛速葬与火葬公墓。新生活运动总会第二十一次会务会议通过，省政府电伤南昌市委会，筹备在南昌市牛行站直梅岭间的森林山岗一代，设一公墓，公墓内设火葬炉。“查火葬办法，各国皆有，盖人之不朽，贵在精神不死，至身后之躯壳，本无足重，以火焚化，不留渣滓于人间，用意至善，尤宜提倡之。”汉口，苏州，杭州，无锡，南昌，长沙等地在号召下都先后制定了火葬的计划，并动工修建火葬场。这也是火葬被纳入大上海计划的另一个动因。1935年4月11日，上海市就“大上海”建设计划，召开筹备会。吴铁城在发言中称:“关于筹建火葬场的事。我们想建筑两个火葬场，一在浦东、一在浦西。我们为上海的市容、土地公共卫生等关系，巫有建筑公墓、提倡火葬的必要。所以我们想先设立二个火葬场，因为我们在市一区内，无论什磨地方，无不看见有许多坟墓，甚至有许多棺材，曝露在田野间，这非但有碍我们的市容、交通道路以及公共卫生，就是我们活著的人见了，心里实在也有所不安。所以筹建火葬场之举，也应为吾人所注意。

    1936年，上海市政府特别去信工部局，询问静安寺公墓火葬的种种情形。工部局责成卫生局上报，时任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在6月18日的回信中谈到:“最近有一个越来越稳固的倾向，在很多时候，中方当局无视和排除工部局的意见…”，不过，租界工部局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扩张，向来奖励有加，此次对于中国人建立火葬场的尝试，应当“通知我们的新闻官，任何见诸报端的文章都应当称赞大上海计划，因为他们遵循了我们设定的优良先例，火化尸体是早就该迈出的一步，如果有必要，上海慈善机构也应当参与其中，火化那些街头没人认领的尸体…事实上，因为偏见，此事一直被搁置了…”被称为公共租界“官报”的《北华捷报》旋即报道了伍连德1936年6月19日在租界扶轮社的例行餐会上发表演讲的情况。伍强调，中国的火葬习俗，来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教条，造成了中国可耕地的十一分之一被墓地占用和因之造成的粮食不足而导致每年需两万万元的粮食进口。伍并援引自身1911年在哈尔滨扑灭肺鼠疫的防疫经历，提倡中国实行火葬的重要性。除开卫生的考虑，处处可见的坟墓在情感上也和中国人不符合，因为中国人是“因其世世代代的美学品味而闻名的”。

    1937年，伍连德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农村卫生会，会议结束后，旋即在九月末赴伦敦参加万国火葬大会，讨论火葬新方法等问题。921937年上半年，《申报》反复报道上海市火葬场建设和筹建会工作情况，据称己由卫生地政警察三局商定，在沪西嘈河径僻出一两百亩土地，设为义缘并行火葬，同时，筹办市里第一公墓及火葬所，扩充原有市立万国公墓，在当年下半年建成，将市立大部浮盾，移往处置。不过，抗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建设的节奏，上海火葬场并没有建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