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民族国家道德典范的国疡墓园
作者：
日期：2018-08-30 09:18:08 点击数：
战争当中所体现的道德及其记忆通常关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对于滇西抗战而言，这种社会群体明确指向了当代民族国家。运用对空间诊释来定义“道德”的传统，可追溯到腾冲国荡墓园以及忠烈祠肇建之初。民国时，带有浓重的褒扬忠义色彩，提倡忠、义等品德四，这一理念从目前腾冲国荡墓园忠烈祠所嵌诸楹联中可得验证。李根源在一首《腾冲战役纪事诗》中也写道:“极目小团坡，云中见石表;万千英雄家，民族国家宝。”兴建战争记忆空间在民族国家时代的一大主要目的在于追祀为国殉难的忠臣烈士，另一方面也体现着道德教化的作用。通过制造“夷”与我族的二元对立，现代民族国家重新定义了指向国家的道德一一“忠”以及指向民族的道德一一“义”，并将这种对新型道德典范的诊释同时融入传统与未来。
上海公墓上海墓地太仓公墓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在此基础上，“忠”与“义”作为民族国家的道德典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中，逐渐映射出不同的怨恨动员结构。腾冲国荡墓园在兴建初期，其意义诊释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战时社会动员的层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荡墓园的纪念物重修活动盛极一时，而战争记忆空间的主要争夺手段也由早期的空间诊释转换为空间修复，怨恨动员的对象也相应地转移到促发战争的侵略者上。这当中最为典型的空间修复工作，当属198年代末对楼家的恢复。腾冲国荡墓园修建之初，墓园门房右侧筑有楼家一丘，内埋以跪姿入硷的日军尸骨若干，以示“侵略者惨败之下场，使其永远长跪在烈士的脚下”之。因其失修，1988年3月和1989年3月，腾冲县政协委员两次联名提案要求修复楼家。此后，云南省文化厅拨款完成了此项修复工程，使其成为墓园中仅有的一处明确建构“他者”的历史见证。在明确了怨恨对象的特定指向以后，非战争时期的民族国家道德体系建构便由褒扬为国捐躯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一道德行为转变为呼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道德立场。作为国家道德的民族主义通过表达无条件地热，经由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从国家话语逐步渗透至民间话语甚至底层话语。这一社会情境变迁的结果，同样体现在腾冲国荡墓园作为记忆空间的每一次功能再定义上。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逢抗战胜利的十周年纪念前后，国家通常都会以建立遗址保护单位等形式，重新给出记忆空间最应当被如何利用的功能性定义。国荡墓园在1984年被确立为腾冲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其目的在于“留民族英烈之古遗韵，以反对侵略为主题，培育后代之爱国精神及民族气节。 1996年，国务院在将腾冲国荡墓园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阐明其保护意义在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此后，在2005年公布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时，中“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性锻炼的重要场所;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2014年，国务院要求国荡墓园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等机构“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培育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至此，国家机构逐层确立了以群众参观和青少年教育为主的战争记忆空间功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同被确立为这一时期下最为重要的民族国家道德范本。
除此之外，战争记忆空间还可以在满足前述之国家道德定义的前提下，被允许拥有某些临时性和增补性的空间功能。这些功能同样是被国家定义的，它不但无法构成对既有空间功能的抵抗，反而会成为空间教化功能的延伸，进而发展为民间或底层的自我教化。2012年9月14日，云南与台湾各界人士在腾冲国荡墓园共同举行纪念腾冲光复68周年、追荐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等活动，其时正逢中日钓鱼岛争端渐趋激烈、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如、民众情绪最为高涨之时。当天下午，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腾冲人以及不少外地游客自发地集聚在国荡墓园门口，手拿五星红旗和标语，高喊“勿忘国耻”、“保卫钓鱼岛”等口号，与国荡墓园的追荐活动遥相呼应。延续着媒介再现的战争纪念对“现实意义”的探讨，可以发现战争记忆的多义性不仅体现在针对记忆空间的权力争夺及其结果上，同时，也伴随着记忆空间所承载的记忆本身的刻写、遮蔽、修补和再生产过程。作为被当代中国公众所共
享的重要记忆事件之一，抗日战争记忆同样体现着集体记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之下的断裂(discontinuity )特征，即人们往往会根据当下的需要来选择记住哪些历史事件以及如何记忆这些事件;历史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们被需要。而战争记忆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党派、政权、民族国家、地方精英及民间力量争夺的对象，其原因也正在于记忆及其现实空间是漂浮的、变动中的和可诊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便战争记忆空间具有其物理实在性，但这种记忆客体的实在性却往往被受到战争记忆再塑造和再建构的各方力量的裹挟，反而将记忆主体引向固化此类建构性记忆甚至虚假记忆的深渊。
结语:记忆即遗忘
通过以上对于腾冲国荡墓园与忠烈祠在空间争夺过程中的历史和权力结构分析，我们几乎能够清晰地确认出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下的战争记忆重构策略，以及其所昭示的飘零的记忆空间与漂移的战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早在腾冲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发布恢复国荡墓园的决定时，就框定了国荡墓园对于当时和当下的意义，悄然写就了腾冲国荡墓园的空间功能及其命运，也为当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所营造的战争记忆空间的多义性，作出了最完整的注脚。
总之，人们在理解文化记忆时，常常过于专注于其时间性，而对记忆的空间性既往不咎。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记忆的现实空间属性通常是确定的和专属的。对于现实空，至少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记忆空间中总是有且只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权威，选择性地建构和诊释着有利于自身的历史，并根据其再定义的历史来重新增减着记忆空间中的实在物。尽管腾冲国荡墓园以及忠烈祠在社会记忆一遗忘一再记忆的过程中，看似始终保持原貌，但其生成的战争记忆话语早已千差万别，不仅成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理解当下的历史源流，也是人们根据现实需要而建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的结果，同时更为政权需要发明的传统提供素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遗忘有时体现为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而记忆(remembering)本身也可能由于其多义性和意义的漂移，而成为遗忘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