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来华使者、僧人一开始便资有经文，因此佛教经论较早的在汉地得到传播。与之相对，佛教戒律直到汉魏三国时期才得以零散的入华，这种状况使得佛教的发展极不平衡。曹魏嘉平(240-253年)年中，中天竺昙柯迩罗应魏地僧人之请，译出《僧抵戒心》，此为中国戒律之正始;曹魏正元(254-255年)年中，安息沙门昙无谛译出《昙无德揭磨》，汉地始有朱世行等人依此如法揭磨受戒，成为真正沙门。
汉地菩萨戒之弘传始于后秦之鸡摩罗什(344-4I3年)，敦煌写本有其撰《受菩萨戒仪轨》一卷。另，鸿摩罗什还译有《梵网经》一部，僧肇作序中言:
“弘始三年，淳风东扇。于是，诏天竺法师鸿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及义学沙门三千余僧，手执梵文，口翻解释，五十余部。唯梵网经，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萨心地品第十，专明菩萨行地。”⑧
此经为中国大乘菩萨戒重要经典，译毕，鸿摩罗什随即为道融、道影等三百余众授菩萨戒。姚秦时期，凉州沙门竺佛念还译有《菩萨理路本业经》两卷。
至于菩萨戒作法(忏法揭磨)则以北凉昙无徽0385-433年)为肇始，其曾于姑减(甘肃武威)为张掖沙门道进等十余人授菩萨戒，《高僧传》载:
“初截在姑减，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截受菩萨戒。诚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
另，昙无凿还译有《优婆塞戒经》七卷、《菩萨地持经》十卷、《菩萨戒经》八卷、《菩萨戒本》一卷(出自地持经)和《菩萨戒坛文》一卷等重要菩萨戒经典。
南朝时期，刘宋求那跋摩译有《菩萨善戒经》，但存在一卷本和九卷本之别。
《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一文载:
“后祖泣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
从东晋鸿摩罗什翻译《梵网经》到刘宋的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的短短一百余年中，菩萨戒经典几近译全。相对于丰富的菩萨戒经典翻译，魏晋时期，菩萨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前所述的鸡摩罗什撰《受菩萨戒仪轨》和为道进等授戒，昙无俄的菩萨戒作忏法。
南朝时期，佛教菩萨戒开始真正进入上层社会。南齐王朝，僧稠禅师曾为文宣帝授菩萨戒。《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传》载齐宣帝“因从受菩萨戒法。断酒、禁肉、放舍鹰鹤、去官田渔、爵成仁国”⑤。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应梁武帝要求，慧约为梁武帝萧衍受菩萨戒。《续高僧传》卷五《智藏传》言:
“帝将受菩萨戒软僧正碟老宿德望。时超正略碟法深慧豹智藏三人.而帝意在于智者，仍取之矣.’
借助此事，慧约大弘菩萨戒，《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载:
“皇储以下爱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随着菩萨戒载上层社会的流传，僧人为王公贵族士大夫授菩萨戒事件越来越普遍，至德二年(584年)智颁为陈后主及后妃等受菩萨戒，灵耀寺则法师则为曾任中权将军的江总授菩萨戒。
南朝时，僧众对菩萨戒弘传的另一大事是天台慧思根据授具足戒的仪式和方法，并结合当时社会流行的授菩萨戒仪轨，撰有《受菩萨戒仪》一卷，此可能为中国僧人设计菩萨戒仪之创举。从现存文章看，其分授戒为八个步骤，较为详细的规划和阐释了授菩萨戒的次第和方式。另，南陈智文法师注有《菩萨戒疏》，应该是早期影响较大的菩萨戒疏。俗众方面，“皇帝菩萨”萧衍组织编撰了《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首开在家人研习菩萨戒之先河。
与此相对，北朝菩萨戒承袭前朝风俗，北魏孝文帝、北齐宣帝、西魏文帝、北周宣帝纷纷从高僧受菩萨戒。僧苑、法正等研习、注疏《地持经》。
总的来看，魏晋十六国时期菩萨戒初涉中国，僧俗多以翻译和介绍菩萨戒为己任。南北朝时期，除继续未尽的翻译事业外，理论上，僧俗开始研析菩萨戒，并结合实际进行撰疏;实践方面，菩萨戒在僧俗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进入社会，并取得了较大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日益发展，为隋唐时期汉传佛教菩萨戒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