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界与佛教界广为期待的著名东方学家、宗教学家、印度学家黄心川先生的佛教文集《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终于出版了，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先生早年师从任华先生研习古希腊哲学，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转人东方哲学研究，得汤用彤、朱谦之先生之真传，早在70年代末即对印度佛教哲学展开研究，以后不断有精彩的篇什出现。本书是作者几十年有关佛教研究部分论著的结集。关于作者佛(宗)教研究的旨趣，在本书“后记”中，作者说:“研究宗教要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教义思想的发展，要注意它在思想上的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佛教是从印度(包括中亚)传来的，传到中国后经中国人吸引消化后成为中国的佛教，哪些是源，哪些是流，这些还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加以研究才行。……现在我们把宗教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研究……站在更高的起点，超脱宗派的樊篱，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所在，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
作者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展他的佛教研究的。佛教是发源于印度的，因此，如果缺少对印度佛教的研家的话，我们的佛教研究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舍本逐末的结果只能是对其本来面目的模糊不清，影响我们对佛教的全面、整体的认识。黄心川先生正是凭借他对印度哲学思想的广阔而深厚的研究和对印度社会文化背景的熟悉来展开他对印度佛教的研究的，他试图把印度佛教放在印度次大陆社会思想文化大背景上进行认识，无论是对释迎牟尼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论述，还是对龙树中观哲学与辩证法的阐发，时时与印度婆罗门教思想相对照，在比较的视野中使其更加彰明昭著。
黄心川先生对密教的论述我以为是本书颇具特色的一个内容，本书收入《中国密教的印度渊凉》与《密教与道教》两篇论文，一是探本，一为比较。应当说密教一直是中国宗教实践的潜流，现在有越来越热之势，密教研究也逐步为学界所重视，出现了一些研究著作，其中有断代密教研究(周一良上世纪40年代的博士论文《唐代密宗》19%年才被译成汉语出版)，有密教通史研究，还有汉地与藏地密教研究与敦煌文献中的密教研究等等，然而只有黄先生才第一次把这一“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物”追到了源头上并对其在印度的发展给予清晰的阐明。不但如此，黄先生进而把密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派别从宏大的背景上予以总体把握，分为汉地密教、藏地密教和云南大理地区的密教。这里尤其要提请注意的是:云南大理地区密教的首发之功是与黄先生分不开的。正是通过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云南大理地区的密教才为世人所知并渐成显学。
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而对于朝鲜、韩国和日本来说，中国佛教又成了源头。因此对于位于中国东部的国家来说，佛教存在着第二次传播的问题。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问题一直是佛教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中国佛教传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问题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而黄心川先生则在1964年就已关注中韩佛教交流问题，而在中韩两国建交之前的1986年即已发表《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的孤明先发与学术敏锐。日本与韩国学者一般认为新罗来华的僧人有60多人，而黄先生经过填密的考证把这一人数增加到一百一十多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文中还对新罗的佛教宗派是中国隋唐佛教宗派的“延长”或“移植”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新罗的佛教无疑地曾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它是在朝鲜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朝鲜的社会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之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一连串的反响并获得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颁发的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这正是名至实归，黄先生的佛教研究成就得到了国际佛教研究界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