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认为世界地变化是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低级的社会形态向较高级社会形态的不断递进，其本质是人的理性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长河看，人类的理性是逐渐上升的，只不过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表现的不那么明显罢了。人与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社会革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化在一夜之间几乎冲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趋向和必然，佛教焉能躲过?
佛教率先进行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变化的大潮对佛教产生了压力，是迫使其非改革不可的产物。太虚等佛教大师提倡人间佛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提前意识到了佛教生存的境况，比一般的人站的高、看的远。可以设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的各宗派也必将地走向现代化。在这个宗派迈向现代化，进行改革之际，佛教的人间化必是佛教各宗派的必然趋势，也许各宗派并不一定都采用人间佛教这一名称。
人间佛教实质不是一种宗教派别，它只是一种佛教的新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太虚、印顺等法师人间佛教的理念所涉及的判教，究其实质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判教，它只是对将历史上的佛教传承和流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一次新地梳理，而冠以人间佛教的名词赋予了佛教新的生命力。人间佛教恢复了佛教的本来面目，佛陀在世时，并不将自己神化，佛只是觉悟了的人，同时佛教地修行也是以人与社会为核心。印度佛教在发展的末期，即密教时期，背离了佛教的本意，也成为了佛教在印度消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事实证明，人间佛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它在不失宗教特性的原则下，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对各个宗派的进一步发展借鉴意义是很深远的。事实也证明，一个宗教派别在其兴旺发展的背后，其遵行的理念必是以人为本，以社会大众为对象，把个人的修持与众生的彻底超越联系在一起，否则它就不可能长期地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壮大。历史上著名的宗喀巴藏传佛教的改革正是清除了当时藏传佛教地腐化、专营私欲，而一举成就了其在藏传佛教的主流地位。唐朝时的唯识宗，义理深奥、思辩性极强，非一般的人能悟解的境界，使其远离大众、社会，空谈玄理，所以不出几代，法迹湮灭。佛教各宗派的创宗都是从佛教的不同侧面来理解宇宙、探讨人生。人间佛教就体现了个人修行与社会实践;个人提升与大众觉悟的有机结合的典范，这种理论应当也必将成为佛教各宗派最终归宿的借鉴与参考。
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佛教的义理也许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其严密的逻辑性以及严密的思辩性，是一般的宗教所不能比拟的:佛教同时又是一种极其开放的体系，这就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人间佛教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契合佛理的原则下，又契合时机地提了出来。
人间佛教从几十年地发展来看，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有如此大的生命力，究其关键在于人间佛教注重人、注重社会，在讲出世的同时，也讲入世。中国是受传统思想影响深重的国度，佛教的传入并中国化的过程，预示了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久盛不衰，只能适应中国社会。在适应中国社会的情况下，佛教就不能走一个极端，不能咬住佛教的传统教理一味的生搬硬套.中国民众在信仰上很特殊的，是很重视实用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信仰宗教的，因为有时一个人能同时的信奉几种宗教，又可以说是啥宗教也不信仰的，因为在宗教的“实用”性失去现实意义后，宗教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时显得毫无价值。
人间佛教是佛教改革、适应时代的一种模式，但可以预想不是唯一的模式。在迄今的所有的冠以人间佛教为理念而修行的团体或个人中，我们能看出人间佛教的实践方式是多样的，正所谓“道无二门，法有多样”。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人间佛教到底为何物?一时不能给出明确地回答，可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是要生存的，如果一种宗教的神灵“高高的在上”，一点也不理会信仰者的感情与意欲，不能给信仰者哪怕是丁点的实际利益，那么这种神即使神通无限广大，也没有人去理睬他。
人间佛教是佛教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进行自身革新的产物，从历史的过程看，对人间佛教进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还仅仅是处于一个初步阶段，还需要对此进行长期不懈地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