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查不同时期《金刚经》译本的题目。经石峪刻经题目的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我国有六种译本的《金刚经》，最早的译本为后秦鸡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第二译本为元魏菩提流支译，第三译本为陈真谛译，此二本题目皆与鸡摩罗什译本同;第四译本为隋代达磨岌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第五译本为唐玄奖译的《能断金刚分》;第六译本为唐义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与各个译本的题目对比后得出:经石峪刻经所用的底本，是后秦时期鸡摩罗什的译本。因此经石峪刻经时代的上限，不可能早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我国在隋唐以前，佛教经典主要是依靠手抄本来传播的，直到唐开元十八年，僧智升编著了《开元释教录》，并亲自押送佛经至石经山，把经文刻在石头上，世称《房山石经》。此后的各代刻经才以此为标准，《中华大藏经》中记载的《金刚经》应为唐开元之后经过核校的经本，而经石峪刻经应是用的隋唐以前未经校核的鸡摩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因此，经石峪刻经的下限不会晚于北周(581年)。
其次，僧安刻经最早是在山东的洪顶山附近，武平元年(_570年)后，僧安刻经转入新的阶段，即西行学习、交流的阶段，僧安西行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南、北响堂寺。南、北响堂寺皆留有僧安的作品。武平六年，僧安回到泰峰山区，与唐昌妃赵氏、陈德信妃董氏、韦贤后人等，合作镌刻了尖山刻经。公元_576年，僧安上泰山，组织刊刻了经石峪《金刚经》(关于经石峪刻经者即为僧安道壹，下一节将进行论述)，这种推测的理由一是《金刚经》的书风还处在僧安向铁山、葛山的过渡期;二是经石峪刻经到现在为止，还有二十二个双勾字，而且大多数分布在第三十行以后。我们知道双勾字是很容易磨灭的，由此可见，双勾字在当时一定还有许多。
对经石峪刻经善始而未育这也就表明了经石峪刻经是善始而未能善终的。昌善终的原因，本文认为一方面与周武帝灭佛有关武帝去世二年后(579年)，北周又恢复了佛教。另一方面，刻经这项具体工程坚硬的花岗岩上镌刻半米的字是较为困难的，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但在周需要在在这就需要有号召力的组织者来组织这项刻经，而且需要出资人具有雄厚的财力，或者是由佛教信徒出资等，如果是后者，则说明在当时泰山及周边地区信奉佛教的群众是较多的。而在刻经上并未出现组织者、赞助者、镌刻者等人名，其“秘密”是值得探讨的，或许这也正体现了佛教文化与泰山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佛教在泰山地区传播过程中困难重重。
根据以上分析，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工程是在北齐王朝灭亡之时，也就是北齐承光元年(577年)被迫终止的。《周书》卷六《武帝本纪下》记载，武帝攻占邺城是在建德六年正月(577年)，经石峪大约是在建德五年(576年)或稍前开的工。
(二)关于经石峪刻经的书者。明代王世贞称:“俗传王右军书，非也。然笔力古劲，非唐人不能作。”清代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祖徕山刻石经二，俱隶书，字迹古劲，与此如出一手，则是经当或亦子椿书耶?”利津人李佐贤则首次提出刻经的书经人为僧安道壹，“至于书者，清道光时的文学家、著名学者魏源认为:与邹县《铁山摩崖》同出一人之手，是一位名叫安道壹的高僧所书”。由于刻经本身无书者姓名可考，我们只能同其它有书者姓名的刻经通过比较来得出结论。
现存泰山附近有书者姓名可查的摩崖刻经有三处，即祖徕山映佛岩刻经、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和尖山摩崖刻经。
映佛岩摩崖刻经刻于武平元年(570年)。经主是梁父县令王子椿。它的书体风格大体和经石峪相似，但是假如仔细比较，它的书体结构远远不如经石峪刻经严谨，而且经文中所刻“燕”字皆为繁书体，而经石峪刻经中皆为简书体。
关于邹县尖山刻经的资料，现在仅存拓片。从所存的资料来看，书经人是大都经佛主大沙门僧安道壹。
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可分经文、石颂文和题名三部分。从石颂文和题名的内容看经主是匡哲等人，刻经年代为皇周大象元年(_579年)。石颂文第六行、第七行记载:“是有口大沙门安法师者，道鉴不二，德悟一原，……伸毫于四显之中，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九百四十字，道斯胜句。”题名又称“东岭僧安道壹署经”，所谓署，即是题写的意思。石颂文所称“安法师”者，即僧安道壹，所以邹县尖山摩崖刻经和铁山摩崖刻经皆为僧安道壹书。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和经石峪刻经相比较，二者刻经的方法相同，并且都有方界格的残迹;在这两处刻经中，所用的简体字也极为一致，比如“无”、“万”、“于”、“尔”、“来”等字的写法。另外，两处刻经的字径、书体、风格也都极为一致;两处刻经的时代也极为相近，所刻时间相差不到十年。由此可以推断，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的书者也可能是僧安道壹。
(三)泰山经石峪的特点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经过全面考证，认为大约是在建德五年(576年)或稍前开工的，到北齐承光元年(577年)被迫终止的。不过此处刻经表现出来的风格特点与洪顶山刻经、水牛山刻经以及祖徕山刻经却有异同。
首先，泰山经石峪刻经具有规模大、字数多、字体大、占地面积大的特点，泰山周边地区的其它几处刻经在规模、字数、面积等方面皆未超过泰山经石峪。
其次，刻经内容不同，泰山经石峪所刻《金刚经》不见于山东地区其他刻经处，洪顶山刻经、水牛山刻经以及祖徕山刻经的内容重佛名，而经石峪则是重佛经，它所刻的基本是《金刚经》的半部。东平洪顶山刻经、祖徕山刻经与水牛山刻经内容多为般若经，般若经是以宣说大乘空宗缘起性空理论的经典，说明讲“缘起性空”的大乘空宗思想、佛教义学在这一地区的流行。泰山及周边地区的刻经节文都是精心所选的，并非随意而为，每一段都是很有意义的段落。如果将泰山及周地区的摩崖刻经的节文相互对比，就可以发现其中仍有一定的联系而非散乱刻成。根据初步考察，大体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为:空观一一六波罗蜜一一般若波罗蜜一一观佛一一实相。因此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刻出是极具有代表性的。
最后，在刻经合作者上，东平洪顶山刻经、祖徕山刻经与水牛山刻经主要以寺院僧人比丘为主，规模最大的泰山经石峪竟没有留下经主姓名，这一点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显然应是那些高官贵族。刻经或者佛名刊刻活动最主要的合作者是经主和佛之供奉者，因为经文、佛名镌刻的费用得由他们提供，没有他们的出资捐助，经文刊刻是很困难的。从现有题记看，洪顶山刻经、刻佛名的合作者是释法洪，他可能是洪顶山寺院的主持;水牛山刻经碑的合作者有白石寺比丘口明、石窟寺法高，也有邑人羊穆等人;祖徕山刻经的合作者有县令王子椿及其众子，还有僧齐大众、维那慧游、普,i$A。显然这三处规模不大的刻经的合作者皆是以寺院比丘僧人为主。而泰山经石峪刻经，仅从其字数、面积来讲，小至乃至全国都是最多、最大的，从而能看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众多人力，还必须有巨大资金及当时权贵的支持才能完成，因此测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的经主应是一般人，并且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直接参与和组织。刻经合作者从寺院比丘僧人为主到社会上的达官显贵的参与，把刻经活动由寺院行为转向了官场行为、社会行为，由单纯的宗教内部事业转向了社会群体事业，佛教己愈来愈社会化、政治化、权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