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僧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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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6-12 09:56:37 点击数：
武汉在近代一直保持着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寺院、信众很多，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不断有寺庙兴建、扩建，除了大庙还有很多小庙散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尤其是汉口，自1861年开埠以来，寺院发展很快，清末增加了因照寺、古德寺，民国以来又有莲花寺、千佛寺，一直到民国二年后，还有香山寺、清济寺、广讲寺先后兴起。武汉的佛教虽然表现着一定程度的复兴，但对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主张却表现的不那么热心，僧侣多囿于传统，拘于宗派，对大师多所成见，1920年大师于湖北省教育会讲《楞严经》，湘僧善因(笠居众生)前来与会，考大师行实，曾作《致德安法师函》，于此可见一斑:
德安老法师座下，上林夜话承诲谆谆，敬领之余倍加留意，别后来汉，夷考太虚法师之行实，及各居士之德行，鲜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谣传者.本月十五日，并在武昌讲经会弘传戒律，计男女居士受三阪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萨戒者十一人，皆当世高年俊杰，又有六十余人，欲求继授.窃思虚师若无过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杰，岂肯屈膝膜拜于年轻钠僧之前乎!善因与各居士同住数日，见各居士念佛礼佛，行住坐卧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为，即在绷门亦难多遴。虚师讲经，仍是香华供养，端身正坐，帷不搭衣，无不具威严之事.……善赞曰此乃武昌之居士丛林也。乃吾辈同侣，心怀娠忌，诽语频加。座下见地洞微，幸勿误听。虚师学理戒定，善虽远不及甚，然亦不敢曲意党殉，至佛法凌替，为今世大患。……请转告诸山长老，务希共策进行，用报佛恩，时机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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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湖广一带，太虚法师在僧侣中间的名声并不是很好，他们鉴于大师早年“大闹金山”之事而对大师多所介怀，这也无怪乎为什么1918年大师倡导释荣妙发起的汉口佛学研究会早早就解散了。
按七年九月间，有李隐尘、陈元白、王微宅等，请大师讲大乘起信论于汉口，圆照寺住持释荣妙商就该寺组立汉口觉社并附设佛学研究会，已请祖印法师开讲大佛顶经矣.时武汉三镇僧众，间有狮虫之类，嫉妒障碍，阴图破坏，建设者廉知其情，遂将觉社及佛学研究会自行宣告解散。
早年大师即提倡借助“庙产兴学”的压力实现佛教内部的团结，建设适应新形势的新新佛教，其重心虽不在湖广一带，但却在当地的僧侣中间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被认作毁灭佛法的另类，对其个人是“诽语频加”，对其提倡的事业也是“嫉妒障碍，阴图破坏”。然大师即为出家人，其提倡的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也是以僧制改革为目的，僧教育为核心的，故其在江浙一带以庙产兴办僧教育的改革虽屡遭失败，且大师在武汉僧众中的名声也不是很好，不改善大师与武汉僧众的关系，大师武汉佛教新运动也必然无法进行。大师与武汉僧侣关系的转好是得益于武汉的卫教居士的，1918年10月大师来汉，开启武汉弘法之事，1920年5月大师在武汉居士的撮合下于龙华寺开讲《大乘起信论》，后又于1922年2月大师应汉阳归元寺请，启讲《圆觉经》，“湘、鄂、赣省僧众来会者，亲对音仪，乃渐释昔来之隔膜”。②与武汉僧侣关系转好的大师虽也极力提倡僧教育改革，但不再贸贸然的威胁任何寺庙的庙产，而是转向寻求对其信解更深的居士的帮助，迫而转向居士帮助的大师虽也得到了有效的经济与政治支持，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即不再坚持居士与僧侣的不同，而是让他们在新的佛学院中享有共同的待遇，且双方对于新成立的佛学院拥有共同的管理权。这种让步在大师看来应该是暂时的，是可以缓图改变的，可事实却不尽然，这是大师所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