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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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6-12 09:58:53 点击数：
武昌佛学院创办前的太虚佛教事业一挫于上海的觉社，大师本想通过觉社实现他整兴僧会的志向，但结果却是居士通过觉社获得了更多的佛教参与权力，甚至于也获得了佛教的宗派理论修习资格，而僧侣对于觉社的少有关注，使大师深感觉社的发展日益瓦解僧侣的佛教中心地位，故而在觉社发展很好的时候还是决定收束觉社事业为专心编辑《海潮音》月刊，宣扬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再挫于住持净慈寺的叠生故障，大师佛教复兴的中心本就在僧侣，依靠禅林，通过培养新型僧才，为佛教树新模，是大师所向往的，然江浙诸山长老多昧于传统法派剃派思想影响不愿寺产充公，无心佛教新运动，所做之有限的改革只为防止“庙产兴学”，对大师之净慈寺改革多所阻挠，使大师的依靠禅林改革佛教的设想无法正常进行。然正当大师困难重重之际，武汉的卫教居士由仰慕大师德行而转向对大师的三戒五饭，并进而开始支持大师的佛教新运动，但此时的居士已不同于传统的居士不仅仅是大师佛教新运动的经济与政治的供养者，还想分享佛教新运动的管理权，鉴于武汉的居士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以五戒十善为基础的人生佛教，是佛教积极入世的取向，鉴于大师在江浙一带的屡屡碰壁，大师对于居士参与佛学院管理权的要求给予了认可。缘于此在大师的提议下，在武汉政商各界居士的大力支持下，武昌佛学院得以在武汉横空出世，成为影响近代佛教的发展，影响近代武汉居士佛教的发展，影响太虚大师一生志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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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初，鉴于大师住持净慈寺的诸多不如意，李隐尘、陈元白等建议大师纯凭理想，创培养佛教人才之学校，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柬邀武汉政商各界商议此事。3月13日，武汉两佛教会居士汤铸新、李隐尘、邓政夫、何少乐等二十余人，假座汉阳归元寺内设茶会，讨论筹建佛学院事项，得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纷、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孙自平、王韵香，及长沙佛教正信会周可均等册余人，每年认经费400元，自认为创办人，五月初得黎邵平(少屏)宅为院舍，遂在5月4日大师于汉口佛教会得礼请为院长。院址既定，由创办人于院内成立筹备处，李隐尘为处长，皮剑农为会计，赵南山等为为庶务，王幼农等为文犊，太虚聘来之智信监院负责修造工务，同时由创办人以章程呈请湖北军民长官及内教两部备案，发布招生公告，定于9月1号开学。8月26日，筹备处长邀集创办人至院内报告，撤销筹备处，照章成立院董会，公推梁启超为第一人院董长(陈元白代)，李隐尘为院护。09月1日，武昌佛学院按期开学，萧督亦在院致词。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于培养新型僧才，出家者志在整理僧制，在家者志在组织正信会，推广佛教于广大人间。学生六七十名，僧侣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芳、量源等，居士有程圣功、陈善胜(后出家为“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大师付诸于实践的建僧运动，于此发端。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于大师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所汲汲追求的佛教事业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具有前途的平台，大师各宗平等与人生佛教的理念，整兴僧会的志向，培养新型僧才的设想，在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且看武昌佛学院学生的学习课程，原计划的学业课程为3学年6学期:
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间日一时)、大佛顶首楞严经(间日一时)、小乘佛学概略(间日一时)、佛教之宗派源流(间日一时)、因明入正理论疏(间日一时)。
第二学期百论中论十二门论(间日二时)、心经金刚经文珠般若经(间日二时)、印度佛教史(间日一时)、印度外道说略(间日一时).
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间日二时)、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间日二时)、中华佛教史(间日一时)。
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大乘止观(间日二时)、维摩经法华经(间日二时)、各国佛教史(间日一时)。
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法界观(间日二时)、华严十地品及论(日二时)。
第六学期信心铭六祖坛经(间二日二时)、梵网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间二日二时)、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间日一时)、十住心论(间日二时)、宗教学及社会学概论(间日一时)。
佛学院的宗旨为:本院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继素授以佛学，伸行解相应，能弘法利世。佛学院课程不受传统法派剃派束缚，坚持各宗皆有殊胜皆为入道方便法门，皆平等教授，实开僧界新风气，虽然之前也有类似佛教教育机构的存在如抵恒精舍，但一来抵恒精舍为居士所办，其中教员只有谛闲一人为僧侣，且谛闲亦是注重法派剃派之人而杨文会当时看重的只是法相宗，如此在课程上难免就会有所偏重。二来抵恒精舍开办时间比较短，1908年开始上课，1909年就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办了，总共上课时间也就一学年，虽然之前也有类似的佛教教育理念，但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真真切切地实行。不独各宗平等的理念得到了贯彻，其人生佛教的理念也得到了执行，首先是佛学院不分继素，凡有志学佛者，具以下条件即可入学:第一，年龄在十六以上者;第二，身体健全，品行端正者;第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五戒或三饭者;第四，曾习教典文理清通者;第五，发心求法济世，誓愿不退者，如此便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佛学修养的居士，对于推广人生佛学大大有利;其次，佛学院与汉口佛教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当佛教会需要出家人时，像讲经、节日仪式的住持，或念佛时敲引磐和木鱼，隔江的佛学院就会派人来，同样佛教会也负担了佛学院每年的亏空，佛学院对于僧俗双方共同弘扬佛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为此大师对于佛学院的发展以及在武汉的佛教事业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尤其在1922-1924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开学第一学期，大师讲《佛教各宗派源流》，还手编讲义，对学生循循善诱，精神状态很好。第二学期开学，以三论为中心，大师讲《三论玄要》、《十二门论》。第三学期秋季开学，大师讲《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兼授《教观纲宗》与《古潭空月》，期间大师决定缩短学程为二年。1924年春季开学大师续讲《成唯识论》、《弥勒上生经》与《瑜伽菩萨戒》，直到6月巧号武院暑期毕业。除在校任教之外，大师对于武汉其他佛教事业也给予了较多的支持，如1922年11月6号，汉口尼庵金沙寺改为佛教会十方女丛林，请太虚法师宣讲佛说阿弥陀经，同日受阪戒者，男女居士五十余人;12月3号太虚法师在武昌提希精舍传授优婆夷戒，是日阪依者78人;1923年1月14日，佛学院院外研究部成立，请太虚大师于是日开讲教观纲宗;01923年4月4日，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大师为所长，其目的也是为弘扬佛法，造就讲演人才，等等不一而足，要之大师这两年佛教新运动的事业在武汉，在湖广一带。如若再对比于大师之前的或于北京弘法，或于江浙一带提倡佛教改革，或于广州开讲经会，那么大师对佛学院的用情之深，对武汉的佛教事业寄希望之大便昭然若揭。
大师在佛学院的努力也曾为大师的佛教复兴运动带来过新的希望，不但佛学院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先有各地仿佛学院所办僧教育，“试观佛学院，乃一班眼光最高之当道人物所创，可比知矣，于是各地明达之僧界相时而动，如北京之弘慈佛学院、四川之佛学院、重庆之佛学院、江苏之觉海学院、高邮之四弘学院、安庆之僧学校、杭州之佛学社等颇有风发云涌之概”，后有湖南、江浙的佛学院学生分别号召兴办佛学院，如湖南学生说:“考全湘教产足以自淑，果能群策群力，则于培僧才宏佛化之教育何难建设?窃谓吾湘佛教之完全建设，宜就省垣办佛学院慈儿院各一所。”如佛学院江浙同学公启:“兹仅提出需急举办之三事于下，请商议进行为幸:一、组织一江浙僧界联合会;二、就江浙两省联合办一有系统之佛学院;三、每省区分设佛教慈儿院一所，以广行慈济。”大师以佛学院为阵地，以僧教育为中心的近代佛教复兴事业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