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杂毒海》卷一录有署名“济颠”的“自赞”，诗曰:醉傲风颠卒未休，杖头明月冠南州.转身移步谁能解，雪覆芦花十二楼。卷二有署名“济颠”的“赠别”，云:青著笠前天地阔，碧羡衣底水云宽.不言不语知何事，只把心来不自瞒。.卷五有署名“道济”的“西湖”两首，分列于下:几度西湖独上船，蓄师识我不论钱.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出岸桃花红锦英，夹阳杨柳绿丝轻.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有趣的是，此书在第一、二卷和第五卷称呼有别，分别署名“济颠”和“道济，’，鉴于该书编修的复杂性，历经三个朝代，有四到五人对此书进行了整编，可以看出，这四首诗录于不同时期，署名“济颠”的两首诗应该出于一人之手，西湖诗下注“道济二”，应是同期被录。“自赞”诗目前仅见于此书，可谓孤篇。“赠别”诗的传颂度较高，《(正德)松江府志》“人物十二仙释”。、《补续高僧传》卷十九气《五灯全书》卷四十尸 "《续灯正统》卷六。、《措黑豆集》卷一。等均有录。((正德)松江府志》刊行于明正德七年(1512 ),《补续高僧传》由释明河(1588^ 1640)撰写于明万历年间，崇祯十七年(1644)大致告成，《续灯正统》撰于康熙三十年(1691),《五灯全书》撰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 ),《措黑豆集》最晚，刊于乾隆末期，梳理以上书籍流通年代，考察其内容基本相同，应该源于((正德)松江府志》。因为《松江府志》成书最早，而且方志是实录性文体，纪实性很强，人、物无稽不可考者一般不予收录，述而不论，寓是非褒贬于记叙之中，史料价值极大，可补正史之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致判定其承继关系。再来比照《禅宗杂毒海》的版本，可以发现在明正德之前就有龙山仲酞祖阐的洪武本，那么这首“赠别”诗极有可能在明朝初年就己经编入，另外在大慧宗果寂后，就有最庵道印禅师在法宏、道谦编录的大慧语录基础上添加方外道友赞、佛祖赞等，编成《杂毒海》一书，也许此书已录道济此诗，因为此本已亡佚，查无对证，姑猜之.再据师承关系上考察，最庵道印禅师受法于大慧，大慧和慧远乃圆悟克勤的高足，也就是说道印和道济隶属同一法系，关系甚近，那么道印在编书时，录入师兄弟道济的大作亦是顺理成章之事。“自赞”诗无论从其内容还是风格来说，都是道济的最好写照，应是和“赠别”诗同时收录于《杂毒海》.另外，考察宋元禅师语录发现，对道济的称呼“济颠”居多，“湖隐济书记”有之，独无“道济”(除居简在《舍利铭》中点明其法号外)，可见“济颠”在宋元的流行度远远高于“道济”，明以降，“释道济”、“道济禅师”的称呼渐多，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此两诗在宋元时代即被收入佛教典籍的佐证呢?由上所论，此乃道济诗无疑.

    再来看“西湖”诗，意境明净，禅意盎然，乃诗之佳品.《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录西湖诗四首，此为其一其三，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卷八题曰“湖中夕泛归南屏二绝”气清释际祥《净慈寺志》卷二十r题作“释道济湖中夕泛归南屏二绝”，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二十录济颠“偶题”诗“几度西湖独上船”，厉鹦《宋诗纪事》。下册亦选录此“偶题”，郭馨撰《灵芬馆诗话》续卷一录此“偶题”，并赞其“是善知识语，亦是诗人语”.。考其成书年代，《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最早版本为明隆庆三年(1569《南屏净慈寺志》乃万历年间修撰，晚于此本.前文已论，在佛门正统接纳道济以后，佛教人士才尊称其法号的，即明以后道济禅师的称谓才渐趋普遍，俗文学则称其为“济公”，此不再论.《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比较复杂，前半部称“道济”，后半部无来由地忽然改口“济公”，显然残存着话本的痕迹，文字较粗疏.据此而论，此西湖诗出现在典籍中应不甚早，但因为诗句明朗，易懂好记，就由民间说话艺人代代相诵而保留下来;另外，道济置身于秀丽的西湖边上，对着摇曳多姿的湖光山色，作为一代诗僧，岂无“水光澈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类的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