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将佛教中含有论述父母恩情和孝道的经典著作进行寻找和翻译，以证明佛教思想中原本就讲孝道。早期汉译佛典《六方礼经》、《善生子经》、《华严经》、《那先比丘经》以及《阿含经》等，都因为经书中注重家族的理论关系，并将孝顺父母作为主要内容而受到重视。如《六方礼经》云:“父母视子有五事:一、去恶就善;二、教书疏;三、使持经戒;四、使娶妇;五、给与家中所有。”

  《善生子经》云:“子事父母，当以五事:一、治家事;二、修负债;三、解经戒;四、力供养;五、使亲欢。”除此之外，在对相关的佛学经典进行整理和翻译的过程中，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参考对经书的部分内容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取舍。如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就有意突出“孝”的地位，强调“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于其亲”。经中还专门载有行孝感天的故事，言“至孝之行，德香薰乾”、“至孝之子，实为上贤”。研究者在比照《六方礼经》的汉译本和巴利语译本时发现，汉译本删略了述说主人敬妇仆、妇仆爱主人等主从关系的内容，增进了许多所谓“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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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以佛之名编造一些“疑伪经”对孝道思想重墨渲染，提高佛教自身的伦理教化作用。佛法东传后，中国佛教既要寻求基本道德戒规与儒家传统伦理的一致性，又要说明佛法在孝的问题上不违背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即中土忠君孝亲观，让中国人易于接受佛教，出现了以《提谓波利经》、《佛说父母恩重经》为代表的疑伪经。这些疑伪经将佛儒两家的基本伦理道德以及礼俗规定等思想结合在一起编造，宣扬佛教慈悲平等、因果报应、持戒行孝等教义，力图说明佛儒两家伦理思想的一致性。如里面有用佛教倡导的五戒来比附儒家提出的五常，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同仁、义、礼、智、信之间相一致的关系。如《梵网经》中说:“尔时释迎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觉。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又说:“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④把孝当作戒，把持戒和慈悲、孝顺联在一起。这些疑伪经的存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积极寻求佛教的道德戒规与儒家传统伦理的一致性。

    三是援儒入佛，以中国传统思想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教义，以此尽力契合两者。古代佛教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多，而且不仅是在孝道观方面。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因而魏晋时会出现所谓的“格义”佛教。格义佛教的产生，是中国人为了解和熟悉佛教的需要，在格义的同时，也为佛儒的融合打下了基础。汉魏两晋南北朝之际，一些佛教学者写了许多论著来阐述佛教的孝道观。其中如题为汉代牟子作的《理惑论》、东晋都超所作的《奉法要》、东晋孙绰的《喻道论》等都是。此后出现的佛教学者许多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融合工作，如唐代僧人道世编的《法苑珠林》中有“忠孝”篇，专门收集了佛教有关孝道问题的论述。

    四是直接地阐述佛教的伦理思想和佛教的孝道观，从理论上直接辩护和宣传，为佛法正名。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区别来说明佛教的孝道观与儒家孝道之间并无矛盾。如东晋庐山僧人慧远法师曾著《三报论》、《明报应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以“方外”、“方内”来区别世间和出世间修行;宋代的契n则著《孝论》一篇，专门论述佛教的孝道观问题。

    总之，中国学佛者们为了使佛教在中国生根并发展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证明佛教的孝道观与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在本质上并无矛盾，只是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