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丰富了中国孝文化的思想内涵。早期的印度佛教教义中也有孝道观念，只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孝重视程度不够，孝的意义也没有像中国社会所赋予的那么大。印度佛教多强调的是追求永恒和自由的理念，而在中国儒家这里认为敬养父母、忠君爱国才是最重要的情感和责任。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学者们通过翻译改造大量与孝道思想有关的佛学典籍，以佛之名编造伪经，尤其是撰写孝道观方面的著作，不遗余力与儒家孝道思想保持一致，提升了孝道在佛教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促进了佛教与儒家在孝道观上的趋同。佛教的这种大力弘扬孝道的做法，不仅开拓了儒家的孝论视野，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孝文化的思想内涵。
二是使佛教成功在中国扎根并迅速传播发展开来。佛教学者们以孝道为契入点，借鉴吸收传统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印度佛教教义中不相符的方面进行积极改造和重新阐述，在孝道观念上拉近佛教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使民众对佛教的态度由传入初期的拒绝抵制到逐渐选择接受。这种妥协、调和、主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策略方式，极大的拓展了佛教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佛教成功的融入中国社会，融入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之中，成为部分民众的主要信仰和灵魂归宿。
三是有助于人们自觉的行善尽孝。佛教将孝道同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增加了宗教神秘感，告诫那些不遵守孝道的人无论是在人间还是死亡后下了地狱都难逃惩罚，而死亡后彼岸世界的惩罚更加让人觉得恐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的效果，劝人多行善，以免死后堕入恶道。佛经中就有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东晋惠远撰《三报论》，把业报又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不会被避免的，所谓的报应的结果并不是不会发生，只是早报晚报的问题。行善或作恶不是一定会在你所在的当世就会受报，有可能是在之后的来世或者是以此类推的二、三世乃至下百世才会得到应验，这一切都和业力的大小以及因缘是否成熟有关。业力分为定业和不定业。定业是指人造恶后，不行善业，无有善缘，必定会受恶报。不定业是说，如果人造恶下恶业，努力行善，由此善缘增多，恶缘减少，使恶因不会即时结成恶果，让恶的报应推迟，就会改变人生。如果不思悔改，仍朝着造恶的方向发展，不但恶业提前成熟，也会损坏所修的善根。慧远的这种理论虽然无法被世人所检验证实，但却是对因果报应学说的重要补充，使其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佛教善恶果报说还与中国传统的鬼神思想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与人间一样的冥界。对父母不尽孝道的人死后鬼魂会被带到地狱进行惩罚，古往今来各种佛经中均有提到地狱的刑罚描写，比起人世间的惩罚更加让人恐惧。因此善恶果报说有助于人们道德自律性的提升，自觉的行善尽孝，增强了孝道观念的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