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医学的四大说对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影响，始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元气理论的沟通，早期佛经汉译时以气释四大，为佛教四大说进入传统医学理论开辟了道路。如，东汉著名高僧安世高在他翻译的《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2)中，就用“气”来代替“四大”，以说明人体的生命现象:“知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安世高等人将四大转换成四气，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四大借助传统的气论渗透进中国文化之中。这种四大医学观进入中国古代医籍，首先出现在南朝陶弘景增补《肘后方》而成的《补烟肘后百一方》一书中，书上有“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说。可以说，陶弘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佛教医学中的四大生理说和病因分类说，说明这时传统医学中还未用“气”学说来会通四大说。
传统医学的“原气”，指生命的原初未分的混沌状态，在解释生理病理时不够具体，而用四气来分析就能更好地认识把握微观现象。到了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邀开始用气来解释四大，认为四大就是四气。他在《千金要方》(卷1)的《诊候第四》中，明确将四大变为四气。孙思邀与陶弘景不同，他不是简单照搬佛教四大说，而是将佛教的四大说与传统医学的气学说加以重构，这里的“四气”已不是中医元气的原初意义，而是成为具有地水火风属性的四大之气。
佛教的四大思想对中医的阴阳学说也有渗透影响。中唐王煮将四大说与阴阳气候论结合，用四大与阴阳气候共同来说明人的生理构成现象，如，他在((#卜台秘要 (卷21)上说: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八尺之体。王熹的“四大假合”说与孙思邀的“四大和合”说有所不同，他在继承传统医学关于阴阳的功能性认识的基础上，使中医传统的阴阳论变成了四大阴阳说。因此，他的理论更具有佛教色彩，表明佛教思想对传统医学理论的影响加深了。
佛教四大说也影响了中医五行学说。五行是指由五种自然物抽象出的五类基本元素或事物相互联系的五种属性，中医的五行学说是五行理论在医学上的应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即以阴阳五行说为框架创立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在《诸病源候论·恶风候》中，隋代巢元方将佛教四大中的风与五行的五色相配，而形成五风，把四大与五行结合了起来。孙思邀继承了巢元方的观点，并将其加以发挥，他将风变成疾风与颜色相配:五风配五色，五色配五脏，五脏配五行，显然是想用风对疾病从病理角度进行解释。孙思邀还认为，邪疾之风能生五虫，五虫会导致五脏不同的病理变化。他曾用此理论解释麻风病病因病理，看来这种四大五风要素说，要比 五行功能说更有利于对各种病理表现做出解释。
其实在佛教医学中，尸虫致病说本来就有，且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前面也已经论及，比如“集虫风”就是由八十种虫组成。这样看来，孙思邀医学理论中的“五风生五虫”之说，也极有可能是源自于佛教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