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我国与中亚及南亚次大陆已有政治商贸往来，如张赛见身毒蜀布、邓竹杖事。随着西汉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域交通日渐顺畅，政治商贸活动亦日益频繁。
两汉之际，西域交通受阻半个多世纪。明帝时，又用军事手段恢复了西域交通，政治商贸活动亦随之复兴，出现了“立屯田于膏映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弛命走骚，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的盛况。此时，佛教亦正在中亚广泛传播。阿育王时(公元前273-232年)，佛教已从印度向外传播，渐及安息、大夏等地。公元前二世纪，大月氏迫于匈奴压力而西移，逐渐征服大夏，月氏人亦由此而接受佛教。之后，佛教逐渐东传。公元前一世纪末，于闻等地已有佛教。西域交通繁荣，及中亚佛教广泛传播，使佛教内传成为可能。政治通使与国际商贸，是当时西域交通主要内容。佛教内传，亦以政治商贸活动为媒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佛教僧人依附使团与商队至汉地弘法;二是使团与商队自身携带并传播佛教信息与信仰。
根据史料，东汉来华弘法的外国僧人，有记载的总计不到十人，且大都是东汉后期的。只有摄摩腾与竺法兰，据说是东汉初来华的。然而，即便永平求法属实，摄摩腾等来华，亦应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后。此前，因北匈奴侵扰，西域交通已断绝多年，明帝时情况尤为严重，不太可能派人冒险出使月支。《后汉书》载:“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闻诸国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柳而永平八年诏还楚嫌事，说明当时汉地已有佛教传播，并有面向僧人与在家人的大规模供斋活动。因此，可以推断，东汉初，佛教内传主要媒介，应是西域诸国来华的冒险商队，而非外交使团。商队涉险而来，主要是为了获取贸易暴利;有时虽兼负献贡之类使命，亦多以方便贸易为目标。商队偶尔也有附游僧人，这些僧人来华后，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弘法布道，都必须仰赖商队。
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僧人须与商队同一行止，否则就无法生存。商队目标是获取利润，活动是围绕着促进贸易而开展的，不可能专意于佛教弘传。这样一来，初传的佛教，只能是模糊、相似的，最多只是商队所理解与接纳的佛教，即益生祈福信仰。“那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传播方式是极其曲折而艰难的。…而大量涌人的胡人商客—其中当有一些来自佛教国家—也可能在街市上排演一些他们所熟悉的本民族的杂技，以便贸卖交易或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么，这些幻术和杂技演出中就可能包含一定的佛教内容。总而言之，国际商贸活动虽将佛教信息传播到了汉地，但也模糊弱化了佛教特质展现，导致时人对佛教内涵浅化理解，造成佛教顺俗流传。
据此可以推测，楚王供斋对象应是西域商队成员(包括附游僧人)。东汉时，黄淮中下游地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发达地区，自然成了西域商队贸易的理想区域。而商队的杂技幻术表演与布道传教活动，又使楚王等贵族易视之为方仙道术之流，而乐与之交往。商队以益生祈福的态度崇奉佛教，推崇斋戒、祠祀与供斋等活动，又将这种信仰模式推荐给楚王英及其仿效者，遂于中原地区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