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后，汉文化发展日益成熟，重现实、崇人伦、爱生命的入世特质愈发凸显。相较而言，印度文化则以苦人生、信来世、求解脱为主要追求，佛教是其典型代表。因此，佛教内传时，中印文化之间发生的碰撞与融合，竟致时人将佛教与黄老比附并崇，以益生祈福为信仰追求。
佛教虽追求出世解脱，但亦非于现实人生持完全否定态度。相反，它认为人生进步亦是出世解脱基础。要实现现实人生进步，斋戒、布施、供养三宝等都是基本手段，通称为修福。《长阿含·游行经》说:“又告诸清信士:凡人持戒，有五功德。何谓为五?一者诸有所求，辄得如愿。二者所有财产，增益无损。三者所往之处，众人敬爱。四者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者身命终，必生天上。”汉文化对现实人生热切关注，又无强烈轮回信仰支撑，故佛教出世解脱信仰，难为时人所接纳。但佛教戒施修福思想，不仅承诺现世增上，也肯定来生进步，正好适应了汉人宗教心理需求，所以竟能与黄老并存共荣。此外，其与黄老崇奉内容相似，亦是造成时人比附并崇的重要原因。如成书于东汉后期的《太平经》，不仅列举了与戒施修福相似的兴善止恶、斋戒敬神之法，同时列举了盛身却灾、王者无优、救迷辅帝王等数百种千奇百怪的祈福之法。因此，也就难怪时人将佛教当作黄老道的一种了。
佛教修福方法，主要有斋戒、布施、浴佛、供斋、修建塔寺等。这些活动，在东汉时，由于文化传统及经济费用等因素，百姓根本不可能担当主要角色，其核心受众只能是具上流身份并拥有大量财富之人，亦即享有食税经济特权的君王贵族，如楚王刘英、桓帝刘志、大夫节融等。正因为如此，早期佛教传播中心，亦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即以洛、徐为中心的黄淮中下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