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信仰相比，佛教不仅义理深奥难解，实践亦系统复杂且次第严密。佛教义理不仅详细分析五蕴(物质与精神现象)功能与特点，说明五蕴造作的因果规律，还论证五蕴(现象)与空(本体)的关系。与重生尚简的汉文化相比，佛教义理确实逻辑严密且深邃幽远，故东晋慧远“后闻安讲波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日:‘儒道九流，皆糠批耳”’。佛教实践体系，可概略分为戒、定、慧三学，或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三学六度，又可细分成系统复杂的若干内容。当然，无论是三学，还是六度，都是以获得福德与智慧为目标的。在佛教看来，福与慧是解脱根本。就福慧而言，福又是慧的基础。因此，佛教实践以修福为基础，具体则包括斋戒、布施、供养三宝等。
佛教义理深邃严密、实践体系次第复杂的特点，导致东汉佛教传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义学传播，以经典传译为主。而东汉一代，传译方兴，不仅数量少，且集中于桓、灵以后。这一时期，传译重点是禅数之学，即侧重五蕴功能分析，而论证蕴空关系的般若经典译出尤少，仅有《道行》等几种。显然，这是符合佛教义理展现逻辑与次第的。然而，般若毕竟是佛教义理根本;因此，自汉末，般若经典越来越受到重视，终而引发魏晋时期般若经典广泛传译。“自朱士行倡《般若》以来，讫于罗什，当推《般若》为佛教义学之大宗……及至罗什人长安，译《大品》、《小品》，盛弘性空典籍，而《般若》之义更畅。同时，四论始出，其研究继起，遂为‘般若》宗之要典。自是谈者并证之于诸论，而法性宗义如日中天矣。
东汉佛教初传，义理未明，时人多将之与黄老比附并崇，以斋戒祠祀为主要活动。这既是时人误解佛教的结果，亦是其实践体系次第展现的必然逻辑。道德内省、持斋、施食等早期崇奉活动，正是佛教修福的基本内容，涉及三学六度的布施与持戒等部分;与此同时，禅数之学与般若之学虽有传译，仍属义理传播，尚未进人实践阶段;直至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禅定与般若实践，才真正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