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佛学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他把佛学作为一种哲学，欣赏它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洞时也肯定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大乘佛学精神。
众所周知，在2915年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大力批判了佛教，但在批判的同时他却说:“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在反对孔教为国教的斗争中他再次强调“佛教教律之严明，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由是观之，在那个充满了怀疑与激愤的年代，这决不是他一时的思想混乱，“素信”二字足以证明他对佛学思想一以贯之的认同。这种认同的态度更多的散见于他的一些诗作、序跋及学术作品中。
1907年春，陈独秀随著名的诗僧苏曼殊学习梵文，在苏曼殊译成《梵文典》时，他对此书的问世大为赞赏，欣然题词称“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同年他又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友人商议过建梵文书藏，“如佛书例，以垂永久”，但“惟以时人多昧，迄少应者，卒未成”。1911年他作《存段六绝句》借以表达“人世莫尊小乘佛的心声，这来自于他内心的声音恰恰折射出他一生优国忧民，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乘佛学精神。1917年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茶，可他依然表现出对梵文的关注。“梵文所谓随韵随鼻韵者，皆于字上加点作M音. "R则为弹舌音中佛典译者，用此译梵文R韵(梵文单韵九，轻重R居其二)，于来母之字加口旁为识”
若考之陈独秀诗文，还可见他常借空观、轮回、缘起、无明等佛学义理抒情感怀。好友何梅士在东京病故，陈独秀悲痛万分曾赋诗两首，在《哭何梅士》中他写道:“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感慨人生朝露，世事无常。数月后，半夜睡梦惊醒赋《夜梦好友何梅士觉而赋此》以佛教的“轮回”观做结:“吁磋乎，众生九道相轮移。动物石沙流转何离奇，与尔有缘得再随。不知尔为何物，我为何物在何时”。他用佛教的“空观”思想把对友人的极度哀悼思念之隋表现得淋漓尽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绛纱记》作序，引用缘起、无名等观念谈论死与爱二间题。《绛描写薛梦珠与谢秋云之间生离死逢、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陈独秀在这里引用缘起、无明等佛教义理与基督教教义相融，指出“爱情者生活之本原也—斯义也，无悖于佛，无悖于耶来为他的友人之作立论;即便步人老境，陈独秀仍向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借阅(武荣碑》，心有所感，赋诗一首，“贯休入蜀惟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诗中自比五代时的名僧贯休，、描述了自己当时清苦的生活状况。在陈独秀这位文化巨人的一生中，他与苏曼殊、章太炎、谢无量、刘季平、马一孚、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师有着密切的交往和亲密的友谊，其诗章唱和、信函往来、书画酬赠，满载着他们交流的笃深情谊，记录着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相契。试想，如果陈独秀对佛学没有深刻的理解与尊重，他是没有办法与这些声名卓著的佛学大州门交往共事，并获得他们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