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受屈型故事的理论基点是佛教苦海无边思想和佛教的应对策略—忍辱。佛教认为，超脱轮回苦海进人极乐世界是人类理想的归宿，但怎样才能进人极乐世界呢?佛教理论设计了“戒、定、慧”三学、并具体化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谓之“六度”。在《大智度经》中还特别对“忍辱”作出详细的解说，作为“六度”之一，广为传播。《大智度经》中讲到忍辱具体可分为两大类:“一、众生忍，忍者忍耐也。诸众生以种种恶害加之，我能忍耐不起镇忍，谓之众生忍。二、无生法忍。忍者安忍也。理原为不生不灭，今但言不生，又名无生，菩萨于无生之法，安忍而不动心。谓之无生法忍。”(六卷)并说明忍的内容是“众生忍辱，于杀伤骂置等众生之迫害忍受之也。”卷14)这类故事的基本结构是主人公命运发生突变(被劫掠、囚禁等)，忍受不断袭来又无法阻止的痛苦，在忍受痛苦因素达到一定程度时醒悟并迸发强大的能量，转危为安。在结构上，这类故事呈现“迫害一忍受迫害一再迫害一反抗”的模式，不断袭来的痛苦作为一个个情节模块连缀在一起，像一个个波澜起伏的画面般逐渐推进，从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故事的核心。在反复忍受屈辱的过程中，人物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特点得到了升华。
佛教的“忍辱”思想传人中国后，对通俗文学产生了影响。在元杂剧中就已经有了以宣扬“忍辱”思想的杂剧《忍字记》，把“忍”和弥勒佛联系在一起，具象化地创造出“大肚能容”的中国化忍者形象。《忍字记》全称《布袋和尚忍辱记》，在内容上是一出宣扬佛理教化的喜剧。剧中写如来座下第十三尊罗汉宾头卢尊者因故贬嫡凡尘，投胎为刘均佐。其人异常小气，不近人情。为了点化他，先后有弥勒佛、伏虎禅师、定慧长老分别人世。特别是弥勒佛，在他手心写一“忍”字，嘱他遇有难忍之事，即以此“忍”字对之。后终因坚持忍耐，多次化解魔障，认清本心，回归天界。从上述情节可见，元杂剧《忍字记》完全是一出不折不扣的神仙道化剧。虽然主述释教忍经，其实屡杂了许多道教模式。如下凡历劫、修行考验等就都带有道教故事的影子。相比之下，“三言”中的忍辱受屈型故事则表现更多世俗化的色彩，作者对忍辱的理解已经不简单作为一种宗教精神，而是充满了人道的同情和变通。《白玉娘忍辱成夫》讲述的战争年代夫妻离合的故事。程鹏举和白玉娘皆为元朝元帅兀良哈歹部下张万户的俘虏，被张万户留作奴仆，配为夫妇。新婚第三夜，白玉娘看出丈夫不甘沦落的心息、劝他早日逃归，显祖扬宗。怎奈魏鹏举将玉娘的好意规劝误以为是张万户的试探，为了使张万户对他“不来提防，好办走路”，他先后两次告发玉娘，最终张万户将玉娘卖给他人为蟀。面对丈夫的“出卖”，玉娘隐忍到极点，除了“满眼垂泪，哑口无言”的无可奈何外，仍道出一番感人至深的心声，劝丈夫早图大业。后来玉娘被卖顾家后，坚决不从做顾的通房丫头，日夜辛劳织成布匹抵偿身价后，到南城昙花庵为尼。在隐忍苟活了二十年后，终于等到了与丈夫的团圆。白玉娘的形象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为了经国大业而将个人的恩怨和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拳拳的爱国之心。《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也是忍辱受屈形象的典型。为了报陈小四等强盗杀害全家，自己遭奸污的仇恨，蔡瑞虹忍辱偷生，先后被卖与卞福、胡悦、朱源，几经曲折，但“终是报仇心切，只得宁耐”。为了报仇，她明知卞福是个“不良之人”，却将辱身之事置之度外，不惜与卞福结为夫妇;为了报仇，她甚至愿意与胡悦“同流合污”骗取钱财，好在瑞虹及时醒悟，认清朱源才是可托之人，报仇忍耻的心愿使她忍受肉体和心灵的摧残。最后，蔡瑞虹在朱源的相助下使陈小四等一干强盗得以正法，报仇雪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三言”在情节叙事上表现出类型化、程式化的特点，这不但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是映射出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达到伦理道德说教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