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 000个词;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传进声明论学理，导致古代音韵学的发展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如梁启超所论，‘有倒装句增多，提掣句增多十大变化’”.
(一)佛经大大扩充了我国的汉语文字.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一方面，用汉语词汇来表示佛教的义理，如“色”，汉语里本指颜色，但在佛典里泛指物质的东西。“空”，汉语里本指没有任何内容，但在佛典里却是一个标准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事物没有实体，皆由因缘而生。另一方面，存在一些意译词汇如执著、虚空、平等、空寂、迷惑、真实、圆满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梵汉合璧的词汇，比如以“佛”代替了“佛陀气“浮屠”等:又如“劫气全译音应为为“劫波气是印度神话早的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词有的被逐步淘汰，有的则为汉语所吸收，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菩萨”、“阎罗王气“世界”、“刹那”、“五体投地”、“因缘”、“果报”、“供养，，“意识”、“解脱”、“一尘不染气“有缘”、“无缘”等等。
(二)佛经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四声的确立就与佛经翻译有关。我国最早的韵书是按照“宫商角徽羽”五声排列的，到齐梁时，沈约、周顺等人才把平、上、去、入正式定名为四声。据陈寅洛说:宫商角徽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平、上、去分别是由于当转声读佛经的三声，与印度古“声名论”的三声(SYARA)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四声了。
<三)佛经翻译也使汉语语法及文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玄笑的译文，运用六朝以来“偶正齐变”的文体，但又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合成一种“整严凝重”的风格，自有独到之处。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白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