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对佛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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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8-29 09:41:53 点击数：
吴雷川(1870-1944 )，浙江钱塘人，原名震春，中国基督宗教教育家，著述家。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翰林。1911年出任杭州政府要员，后历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教育部参事等职。1914年经历过中年丧妻丧子之痛的吴雷川在两位基督宗教朋友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基督宗教，1915年受洗入圣公会，1922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23-1926年负责编辑《真理周刊》，1926-1929年任燕京大学副校长，1929-1934年任校长，此后继任该校教授直至1940年燕大在北平关闭。吴雷川所处的时期是清末民初，是中国基督宗教本色化神学的开拓者之一。着有《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基督徒的希望》、《墨翟与耶稣》等。。
20世纪20年代起，吴雷川致力于沟通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力倡中国风格的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必植种于中国文化之内，使附带而来的西洋色彩，受自然的淘汰，而由中国文化田中吸收了新养料，所结成的新基督宗教，这就是本地产生的意义，亦即所谓本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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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雷川生活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国势积弱，使得吴雷川们很难具有徐光启们当时的自信从容。吴雷川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情态:书香门第，少时刻苦勤奋的读书，为考秀才举人进士做官，等到真成了翰林，却发现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多大改变。时势弄人，尤其是昊这样的老实人没有卓绝的学术天赋，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留洋的经历，没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前半生的岁月基本都耗在八股文章里，对时局的变化并不敏感。在翰林之前，他应该认为自己能做官，这好歹是种希望;翰林之后，这希望不得不断绝了，官做不得并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是他以为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切切实实的辜负了他，二十年寒窗，换得空衔一个。老实人不会热血沸腾去革命，出了翰林院就回家赋闲。对于仕途的变故，他似乎是本能的承受，多少有些被动，但是不这样能如何?中国人自有种忍耐的习惯。1915年春天，偶然的机会，他读了《圣经新约》，为其中的教训所折服，主动到圣经中去寻求真理。并在朋友介绍下去教会聚会。同年夏天就受洗了。几乎没有什么精神挣扎。或许是因为他的头脑里对基督宗教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又或者他意识到自己太需要人生的指引。他是个勤勉的人，虽然对基本的教义都没有认同完全，但他认同了教会这个组织.他既自认为基督徒，便一板一眼的执行起耶稣的教训来.
据他自述，“当我在教育部供职时，每日到部办公，回家来和妻子团聚，有时随俗应酬.在别人看来，生活状况并无缺憾。但我在空闲的时候每自思想，就这样自图安逸的生活一世，实在没有意义，总当自己用功修养，并且多做有益于人的事，方不为虚此一生.因此一窥见基督宗教的教义广博，就切望他能指示我做人的途径.我既加入了教会，虽然在神学方面始终没有得到使我能够接受的解释，但爱的原理，确已领导我进入人生的正轨。这样的的生活继续了四五年，恰值国内那时基督宗教的思潮兴起，而我又和政学界中要研究基督宗教的人多有接触，要应付他们的问题，不能不多看新书报中各种反教的论说，信念就难免动摇起来，精神上觉得非常苦闷。大致经过数年之久，我的信念才重复稳定，认为: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不可尽信，教会的规则与礼仪也不必重看，只有耶稣的人格足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以身作则，教训我们做人必须以改造社会为天职，更教训我们持身涉世要服从真理，这正是我们做人的规范。我的信仰至今还是如此，这在正统教会看来，我已经算是叛教之徒了。
吴雷川的“教”“道”观使他对除了儒家思想之外的颇具影响力的佛教和道教也给予较大的关注。民国之后，由于宪法明确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取消了明清时期各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因此佛教在太虚和欧阳竟无等人的倡导下，自觉继承和推展清末杨文会所开辟的佛教复兴大业，大力开展佛教革新运动。至20年代初，随着南京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和各地新式佛教社团组织的建立，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信奉佛教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加上五四运动前后以科学为主导的爱国主义文化复兴潮流，以及非基督宗教运动的影响，再加上一些佛教法师的努力弘法，一些原来信仰督宗教的人士也转信佛教。在这样的状况下，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不注重对佛教的研究，以反省基督宗教的发展。吴雷川认为基督宗教不仅应该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会通，也应注意与佛教会通，他说:“在前期论基督宗教与儒教的文里，我曾提到世界宗教的派别很多，而道只有一个，佛与基督宗教两大宗教，在中国都要与儒教融合，做依我的结论，是真道必要在中国结成善果，真宗教必要在中国大放光明。既然这样，就不独基督宗教，佛教，要各自与儒教融合，并且基督宗教与佛教，彼此也要相互融合，譬如有甲乙丙三人，不独是甲与乙二人为挚友，更要乙丙二人也要为挚友，然后能成为三人结合的团体。n.对于具体佛教如何与基督宗教等其他宗教“道一”，吴雷川并未就佛教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他在阐述自己对基督宗教的理解时，往往很自然地运用儒释道的观点去解析。
吴雷川在论述自己对宗教的看法时，提出所有宗教都具有修己和治人两部分的作用。“儒家言格物致知以至于修身，此修己之事。齐家以致平天下，此治人之事。道家论修己在于致虚极守静笃，然后又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王侯者能守，万物将自化。佛家修己之要旨在明心见性，然其宏敷大法，乃欲普度众生。基督宗教之目的在建立天国，然其基本之功夫，乃在祈祷。”。吴雷川甚至于在向别人讲解主祷文时，也秉持众教道一的观点。“我等在天之父，此句含有最深广的意义，质言之，即与儒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佛言人性平等，同一旨趣。愿人皆尊父名为圣愿父国降临愿父旨得行在地如天，故儒者论为学必先立志，佛家于起信之后必使人发大心，无非此旨而己.总之，基督宗教之祈祷，与儒家之存养省察，佛家之静坐止观，道家之收视反听，同为修己之方法，有同一之效用”.吴雷川在论述基督宗教与国家主义时，就用佛教教义来进行说明，他说:“所以基督宗教原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两部分，正如佛教有大小两乘法。研究佛教的，不能因为欣慕大乘的圆融，就不守小乘的戒律。研究基督宗教的，亦未尝因为企图世界大同，就忘却国家独立。
吴雷川在阪信基督宗教之前深受包括了中国化的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即使在入教之后，我们仍可在以上他对基督宗教的解析中看出传统文化在其思想中的至深烙印;然而，作为一个中年时期、可谓功能名就的知识分子，吴雷川的饭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当时活跃于中国基督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关注中国佛教发展的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希望能从中有所借鉴，以促进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
吴雷川曾为《真理周刊》的编辑，而此刊创立的宗旨之一便是使之成为回应非基督宗教运动文化阵地，并且能够加深国人对基督宗教的了解.而对当时基督宗教所面临的各种非难，吴雷川常常反思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以期获得一些启发，从而使基督宗教也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首先，吴雷川认为基督宗教之所以遭遇各界的非难，最根本的原因便是基督宗教未能成为中国之基督宗教。吴雷川在《反基督宗教运动与国家主义》一文中十分明确的说:“虽然基督宗教末次由欧洲传来中国，曾携带强国的势力，以致有人说传教为帝国主义者一种侵略工具.不能见容于国家主义。但此只可据以反对西国传教士而不可据以反对基督宗教本身.况且上述的弱点，在佛教为尤甚，何以独反基督宗教呢?”吴雷川在此篇文章结尾时，认为基督宗教与国家主义并不相违背，而国家主义者反对基督宗教的批评大都也都适用于佛教，然而国人为什么独反基督宗教?其原因在于基督宗教还为实现中国化，没能融入中国国人的血液之中。其次，吴雷川认为应该借鉴佛教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既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上述的初始阶段，面对这样的事实，基督宗教界具体该怎样做才能像佛教那样在中国发扬光大呢?吴雷川认为有以下一些方面需要注意:“论佛教在中国普遍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因果报应的诸说，散动一般人的迷信;但其流传永久，则实赖易经说法，代有能人。所以佛事的教义，能盛行于中国，这样最重要的原因。现今时代变迁，佛教在僧侣寺院种种形式上，虽日渐衰退，然在文人学士阐扬教理，精神上的革新，且方兴未艾，岂非是显然的比例么?”。吴雷川认为基督宗教要发展，必须向佛教那样注重文字工作，有精通教义的教内领袖人物，且要注意对知识界的传教工作，以使基督宗教能在中国生命常新。
吴雷川参与佛耶对话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曾与倡导“佛教基督宗教”的佛教徒张纯一有过一场辩论。起因是吴雷川曾引用张纯一的《答某女士书》一文来表达当时有基督徒已改宗佛教的事实气又指出这正反映了当时教会的拘执守旧.但吴雷川同事指出张纯一的主张“也许有偏祖佛法，不免执著的地方”。面对吴雷川的质询，张纯一否认自己背于基督，而是从西洋传教士讲道中，充分反映他们不懂真理，非纸缪即鄙陋。张氏仰体基督救苦救难的心，欲唤醒西洋基督宗教一千九百年来的大迷梦。。佛化基督宗教是使基督宗教恢复原貌，因为真基督宗教史无异于佛教的。“佛教可无基督宗教而独立，基督宗教断不可无佛教而独立。”。张纯一更直接指出吴雷川所信的是洋教，而非真基督宗教。因此佛教基督宗教才是最效忠基督之行动，因而鼓励吴雷川与他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