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扶雅对佛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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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8-29 09:45:25 点击数：
谢扶雅(1892-1991)浙江绍兴人，中国基督宗教宗教哲学家，著述家，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深受佛教影响。从比较宗教学的视域对基督宗教包括其他宗教进行客观的研究，是谢扶雅思想历程中的一贯追求。1911年东渡日本，谢扶雅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及立教大学，回国后在中华基督宗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文字工作。192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宗教哲学，回国后历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9年初去香港，任教于浸会书院和崇基学院。1958年赴美参与基督宗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译工作，晚年定居于广州，着有《巨流点滴》、《我的四书生活》、《晚年基督宗教思想论集》等。
谢扶雅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多次说明其母亲早前的佛教信仰与之后自己的基督宗教信仰并不冲突，他也并不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认为母亲的佛教信仰是错误的，自己幼时直至19岁收受的儒家和佛教的教育和熏陶反而使他在之后的比较宗教学研究中很是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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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知识分子谢扶雅，同样肯定要学习佛教在中国的经验，但他所吸取的却是颇为不同的另一方面。在谢扶雅看来，在中国，基督徒要想讨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前途问题，就必须明白佛教是如何在中国成功演进的问题。谢扶雅认为，当前基督宗教要面对的是国家主义的挑战，就是宗教如何去抗衡国家的支配和利用。在谢扶雅看来，宗教是超乎一切，不应受制于任何主义，这当然包括国家主义。当时中国基督宗教徒，面对国家主义的挑战，大声疾呼，以“中华基督宗教”为标榜，这似乎比谈“本色教会”更胜一筹，“惜亦蔽于近代汹涌之俗见，未能豁然贯通于宗教文化之发展也。’心谢扶雅提出，执著于自我是宗教的最大危害他举例说，教义的“我执”是使基督宗教优于佛教和回教的重要因素，他又指出，在中国的基督宗教，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华基督宗教，是因为这是国家主义的“我执”。就此，基督宗教必须好好学习在佛教历史中展现的破除我执的文化精神。谢扶雅说:“囊年我国爱慕佛教之士，未闻汗颜奔走，群唱‘中华佛教’，而佛教大乘，卒涣发于中华，为吾民族演进一种新文化，盖能破除我执，屹屹研求，迫功德圆满时，自有佳果可操左券耳。”对于本色化的问题，谢扶雅认为:基督宗教同人今日当务之急，不在争得教会基产之自管，不在收回教会事业之自理，不在斤斤于典章仪式之革新，不在皇皇于组织制度之改变，甚至亦不在大开布道会，多设查经班，亦不尽在捆载西方神学巨册而一一辊译之。诚欲见中国之宏播基督宗教，则所第一望于吾国基督宗教通人者(对于基督宗教已具有相当之研究，并能甄别现代基督宗教之著华与糟粕者).惟在速能躬践力行，以成君子的基督徒。谢扶雅认为，要有个人才会有风气的改变，有了风气的话，本色化的信条、组织、典礼等自然会随之而来，不必矫揉强勉、舍本逐末地搞外在形式的本色化.
社科院唐晓峰研究员的专著《谢扶雅的宗教思想》后面有一篇附录题为《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应向佛教学些什么?—从谢扶雅的相关理论谈起》，此文可以让我们对谢扶雅先生对佛教的态度有更为详细的了解。
谢扶雅的宗教思想中有更多的比较宗教学的取向和宗教哲学印记，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宗教体验和西方受新实在论哲学的影响，因此，他的宗教思想和同时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比起来才具有了这样的特点，用谢扶雅自己的话说，他的很多探讨都并不是以一个信徒的心情，而是本着一个学者的身份和态度来对待的，因为，他自己在探讨的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是对史实的公平的叙述，只不过，正如他自己所体察的那样，史学家写任何历史都决不能做到绝对客观，这是因为他本人总是会带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来处理史料和行文遣词。作为一名基督徒谢扶雅认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是他认信基础，所以他将基督宗教置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文本地位之上，从而，他认为“世界上唯一最完全的宗教”就是耶稣基督的宗教，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公平的叙述”的理念，还是让他将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考虑在“逮”、“不逮”之间，而不是“是”与“非”的差别。正是因为如此，在谢扶雅看来，基督宗教信仰要想在中国进行广泛的传播应从佛教中汲取经验，借鉴佛教教义方面的义理及传播方法，
在谢扶雅看来，既然各种宗教之间只有“逮”和“不逮”的差别，那么，这些宗教的教义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都具有最高真理的启示，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谢扶雅认为基督宗教与佛教都同为理性化的宗教，并且都各自向着个独化的理想宗教模式方向发展，都内在的包含着伦理和艺术化的合理因素，两者在根源上甚至都具有一致性。因为在谢扶雅看来佛教和基督宗教都立基于“苦恶”—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解决的、最顽强的永久性问题。在这其中，而刁诡的是人生是苦恶的，而在这不幸的人生当中，却偏偏还存在着对理想的憧憬，对乐园净土的追求等等一类根性自觉，所以，人们不甘心，开始不断的挣扎、奋斗，以寻求求解脱他们向上求索，所有这些便是基督宗教与佛教的盘踞地。谢扶雅在这种对基督宗教和佛教的苦恶根源认识的基础上，也对基督宗教和佛教作了一番甄别，在他看来，既然佛教的出发点是“苦”，那么，解决“苦”的方案是“觉”:而基督宗教的出发点是“罪”，那么使人能够摆脱原罪的方案是“爱”.谢扶雅认为，“觉”可以使人除烦恼进入“涅架”之境，“爱”可以让真个世界化为“天国”，所以佛教伴随着苦海而存在，只要有苦海存在，佛教便会存在;只要地狱存在一日，基督宗教便会存在一日，若要宗教不存在，必须苦恶不存在……”。
此外，谢扶雅认为，基督宗教与佛教都蕴涵入世倾向。他把基督宗教的上帝划为超越与内蕴两个层面:一是上帝在其本身(Goc}in--Himself)，二是上帝为其本身(Goc}for-Himself).就前一方面论上帝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它凸显了上帝的超越性。就后一方面而论，上帝和他独子创造了天地万物。而后，为了人类的堕落，圣子成为肉身，背起十字架，启示世人克服罪恶，在耶稣复活后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成立了圣教会，宣传福音，欲完成把人间变为上帝国的愿望。上帝随时准备把人间化为他的国度。①与此相应，谢扶雅看来，佛教也有“真如”与“如来”的差别，就“真如”而言，世界是不变的法相，永存的实体。大乘起信论在阐明真如的本质时，以一连串否定冠词来解释:“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传相，非多相，非一多俱相”。就“如来”而论，大千世界是无数事情的集合，是不断变化的波浪。佛教的历代高僧就是从“如来”出发，以“宣教”普度众生，并奉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来处世济众。。如果说“公平叙述”的理念使谢扶雅看到了基督宗教向佛教学习的必要性，那么他对佛教和基督宗教在这方面的相通性的认识，让他看到了这种对比和借鉴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