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的诗论于中唐出现，既是文学发展的趋势所致，也是佛教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的产物。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漫长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本来颇有抵触，但它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又颇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它超脱于物质世界、关注个体内心的这一重要特征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赞同和青睐。在经过了艰难的斗争、融合之后，佛教在中国与本土的传统思想结合，发展出与印度佛教不同的风貌，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顶峰.
佛教在唐朝的兴盛，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分不开。五德二年(619)，唐高祖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位高僧大德，负责管理一般僧尼.唐太宗继位后，更是大力扶持译经事业，从贞观三年(629 )开始组织译场，以波罗颇迎罗蜜多罗为主持，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据统计，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的一百八十三年间，共译佛经(包括史传等著述在内)四百三十五部，二干四百七十六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i尤其是贞观十九年(645)玄奖从印度取经返回，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的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到了武后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史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载初元年二“.。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硕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又见《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
“(薛)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
会昌五年(844年)，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以及寺院经济极度膨胀造成对国家财政的巨大威胁，唐武宗下令毁佛，据《唐会要》卷47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青胰上田数千万倾，收奴稗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仅仅一次毁佛数字就如此巨大，可见此前佛教之繁盛.
皎然在世时，中唐社会在安史之乱后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肃宗(711-762 )时密宗大师不空“官至乡监，出入禁阔，势移权贵。”3代宗(726-779 )“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4德宗( 742-806 )贞元六年(790年)正月，“岐州无优王寺(即法门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云:"(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中唐时期的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