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时期，代表知识阶层的、出生于儒生的文人士大夫，投身于佛门或兼习佛学的现象相当普遍。连最激烈反对佛教的韩愈也同样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韩愈的老师梁肃是当时天台宗主持湛然的门人，具有高深的佛学造诣，写过《天台法门议》、《止观统例议》、《维摩经略书序》等较有影响的佛学文章，这对韩愈不能说毫无影响。而在他的诗文中，也保留了大量与佛教徒往来、唱和之作.还有白居易，年轻时曾写过《策林》和《新乐府》，批判佛教，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结交僧侣，研究佛学，持戒坐禅，晚年自称香山居士。事实上，在那样一个佛教如此昌盛的社会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对佛教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中唐时期的文学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由盛唐时的积极昂扬转向低沉内敛，由盛唐时的关注国家、社会、生民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关注身边细腻琐碎的事物。这个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是复杂的，然而其中佛教的影响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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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佛教对中唐诗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是出现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有的是与僧人的酬唱应答之作，有的是在诗中表现自己禅悟的心得体会，有的是在诗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佛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唐诗风出现与盛唐不同的审美风貌。尤其是一批诗僧的出现，使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愈加紧密.

    中唐时期的许多文人都有寺庙生活的背景，如颜真卿喜欢居住在寺庙里，与皎然来往甚密;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曾居庐山，师从皎然门下读书;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住在龙兴寺;如此等等。这些文人一边读书求仕，一边结交僧侣，而寺庙就是他们学习、静修的地方。因此在他们的诗中出现大量与寺庙、僧人有关的内容.正如黄宗羲在《平阳钱夫诗题辞》中说:

        “唐人之诗，大略多为僧泳，如岑参之‘相识唯山僧，，卢纶之‘几年亲酒令，此日有僧寻，，郑巢之‘寻僧踏云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门掩，僧来阁复闲’，项斯之‘劝酒客初醉，留茶僧未来，，李山甫之‘掩前题竹有僧名’.其中所提到的岑参、卢纶、皇甫曾等均为中唐诗人。

    中唐时期的诗人习禅的风气也十分普遍，禅宗经六祖慧能发扬光大后，到武则天时代迅速进入中原、遍及朝野。禅宗的最大特点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抛开繁琐的理论，具有高度的实践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清静之心，并以此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原本平常的生活和事物生出另一种情趣来，因此深受文人们的青睐。而禅宗的“自性能生万法”又与文学创作的主观能动性相通，因此诗人们往往喜欢用诗歌来表达禅悟的心得体会，在平凡的生活中融入自己任运自如、轻安逸悦的“禅趣”。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常常在诗中流露出这种诗禅合一的倾向，如李嘉枯的“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2戴叔伦的“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3皎然的“爱君诗思动禅心，使我休吟待鹤吟”。4而佛教的空观、对人生苦难的关注、对世俗社会功名利禄的轻视都对诗人们的人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在他们的诗作中也有体现，如刘长卿的“身寄虚空如过客，心将生灭是浮云”，5韦应物的“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诸境一己寂，了将身世浮”，“都体现出对人生倏忽短暂的慨叹、对人世羁拌的解脱之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唐时期的诗风逐渐转向追求宁静淡泊、关注个体心灵，由盛唐的强烈浓郁变为清丽纤弱。

    如果说中唐的诗人们只是借禅趣来营造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话，那么中唐时期出现的一群诗僧则是借诗歌这样的美学形式来表达禅理。唐代诗僧的出现，使得佛教和诗歌的结合更加紧密，也使得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深入。唐代的佛经翻译数量非常之多，佛经中篇幅较短，以四、五言为主的“褐颂”与中国传统诗歌极为相似，这一形式深受中国僧人的喜爱。他们常常使用样的褐颂来传扬佛法，为了增强传法内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们自觉地在揭颂中融入自己的文采和感情，这样渐渐的就将偶颂由单纯地阐释佛理变为情理交融的混合体，而与此相应的在中国僧人中就出现了诗僧这个群体。诗僧并非唐代始有，但到唐代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随着佛教的影响日益增强，到中唐时最为繁盛，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较为著名。’唐释福琳所撰的《唐湖州抒山皎然传》中称:

        “释皎然..…。文章隽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哉.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者..…。.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孰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兹.”足见当时习禅之风之盛，诗僧影响之大。这些诗僧的诗歌创作除了涉猎世俗化的题材之外，大多以诗歌来传达佛教的哲理和感悟，以深厚的文学和佛学修养创造出一种空灵清逸的境界，成为中唐诗歌的一股新的潮流。

    其次，在佛教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下，中唐时期的文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即由关注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向关注文学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重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所谓的“诗言志”是指言儒家所说的圣人之志，而“兴、观、群、怨”则是强调文学的社会效用。唐代开国之初便吸取前朝淫丽之风而亡国的教训，反对齐梁的绮艳文风，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教.此后，初盛唐的文学一直在这样功利的指导下发展着，从陈子昂的“兴寄”到元结、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实践，都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而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文学思想渐渐转向重视主观。这其中，佛教的心性理论对文学的渗透是不容忽视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境界”说和“以禅喻诗”论的出现。在这种转变中，处于盛唐向中唐过渡阶段，在当时的僧界和文坛都极富盛名的皎然，他的诗歌和诗论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皎然诗歌理论的分析研究，我们便可以考察佛教是如何从一种较深层次上对中国文学内部进行影响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