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起首提及仪凤二年的光宅坊事件，《长安志》卷八载:“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救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焉。”舍利灵验是武则天利用佛教理念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具体操作。刘亚丁认为舍利灵验的信念最早的来源与阿育王取舍利造四万八千塔的传说有关。积极利用佛教知识来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武则天也效仿阿育王功德来巩固王权，中田美绘引用内藤荣的观点认为:“隋文帝兴建仁寿舍利塔，以及则天武后建立大云寺，都是为了仿效阿育王的伟业，由此可推测二人具有结合自身与阿育王的强烈意识。隋唐时代的舍利信仰获得皇帝的虔诚阪依与保护，舍利甚至具有作为皇帝礼渴对象的特质。碑文在仪凤二年事件后紧接着提到“舍是宅而为支提”，推测崔家舍宅为寺的行为在这之后，此时正值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上行下效，佛寺数量增多，舍宅为寺是主要途径之一。((寺塔记》记载的16座长安佛寺中，大约9寺都是由住宅或藩邸改作而成的。
时至崔家刻石以记功德的开元十二年(724 )，佛教政策发生了改变，从玄宗时期的一系列诏令可见一斑，先天二年(713 )五月十四日勃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开元二年(714 )二月十九日玄宗下《禁创造寺观诏》:“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从不许王公以下舍宅为寺到禁止新建寺庙，越发严苛，应与玄宗欲纠正佛教干预政治，遏制利用佛教谋反的行为有关。不仅如此玄宗时期对百官与僧道来往还有严格限制，开元二年(714 )七月十三日玄宗下《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自今已后，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者，皆矜州县陈碟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榻。”玄宗在开元十五年(727)还下令全面拆除各地规模较小的村落佛堂，甚至连大型的佛堂也被破坏。政治环境发生的变化对世俗的佛教信仰和民众心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太平广记》中搜记的一则故事正好发生在开元十五年(727)，正值玄宗拆毁村坊佛堂令下，豫州新息令李虚违皇帝令而保全佛堂，竟得死后重生。有趣的是，主人公被刻画成一个嗜暴庚，非为信佛而逞意气之徒，尚且因为不毁佛堂而获福善报，作者立意，一则否定拆毁佛堂，二则宣扬功德灵验。《佛堂铭》中提及“僧弘轨”，佛典中无载，碑文中隐约可见称其悟守戒律、持修善法，崔家大概因此而请其参与刻石记功德，僧人参与信徒的活动无形中加强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参照上述《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玄宗较武周时期对佛教行为多有制约，而崔家此时请僧主持、刻石以记舍宅为寺布施的功德，或与《佛堂铭》中宣扬的是《金刚般若经》灵验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