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传汉地佛教中，自唐代以后僧侣居住修道在寺院。各寺院大多采用了禅宗的组织形式及丛林制度，并采纳了禅宗的丛林清规，。就寺中各机构和职能作出规定。丛林清规戒律成为与中国佛教丛林组织相配套的管理制度。财产管理制度作为其重要内容与寺院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在大的寺院中组织体系较为完备，一寺之主称为寺主、住持或方丈。“丛林”分为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前者寺院主持或方丈师徒相承，不传外人。十方丛林的住持或方丈是在僧众监督下，由十方名宿大德中选贤担任，也有依法系相传承，称为传法丛林。当代某些佛寺作了革新，住持由寺院僧人用差额选举方式民主选举，任期有明确规定。在较大的寺院中，建有职责分明的管理制度。住持或方丈为一寺之首，下设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各司其职，分管各类事务。其中八大执事中的“监院”总理全寺宗教事务及财务，为全寺的财产管理机构。
就汉传佛教寺院的财产所有权状况而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初期的寺院实行着一种消费共产的生活，那时只有寺院公产，没有僧尼私产，僧尼是不许积蓄八不净物的。僧尼的生活全靠社会人士的捐施或行乞来维持，不作生产事业，社会供施所得或行乞所得，谓之常住物，皆属寺院公有，由僧尼全体共同享用。魏晋以后，寺院由于取得了免役调的特权，人民为逃役调携产人寺落发为僧者众多，随之寺院人口和财产剧增，加之，历代君王及社会人士将不少财产布施与僧尼个人，使寺院公有财产制的精神被动摇，僧尼私有财产制度渐渐成立。对此有学者总结道:“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自东汉时期佛教传人即已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和扩张，隋唐时期已相当兴盛，宋代虽然有所抑制，大支持带有走上了恶性膨胀的道路，寺院经济力量之大空前绝后。不仅拥有大量田产，经营寺院农业，而且大力从事商业、手工业、金融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疯狂聚敛财富，甚至到了严重威胁封建国家财政收人的态度。到了明代，“由于明代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以贯之的抑制政策，明代各寺院不仅田产较少，农业经济规模小，收人少，而且寺院的其它经济形式，如手工业、金融业、商业等也难以发展，寺院经济处于衰微不振的境地，不可与隋唐元明时期相提并论，成为中国寺院经济发展的一大变局。但是随着佛教的日益世俗化、社会化，随着寺院的大量新建和重建，明代的寺院经济依然有一定的规模，在当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