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仁爱”为其突出特色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慈善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文化蕴涵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慈善意识理论和思想，在仁爱、大同、民本、义利思想和观念之中均有体现。
1.仁爱思想
孔子的仁爱思想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何为“仁”?《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善即为仁，仁即是爱人“仁爱”的思想由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前551一前479)提出，他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出发，将“爱人”作为人的本性，以“爱人”来解释“仁”，提出了“仁者爱人”。孔子的仁爱思想是遵循一定的伦理秩序的，由“亲亲”到“泛爱众”，由亲而疏、由近及远，突破了血缘、民族、地域的限制。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血亲关系，孝梯是为仁之本，“仁爱”应从“孝梯”开始，之后，再将血亲之爱向外扩大延伸。为实现“仁”，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忠恕之道”是一种美德，是人为仁成圣之法，人们应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利人利他。
孟子(约公元前372一前289年)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慈善意识思想。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孟子的“仁爱”思想，由“亲亲”推及“仁民”，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指君主有了仁爱之心，才会体恤民众，施行仁政。从“亲亲”到“仁民”实现了慈善意识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2.民本、大同思想
民本、大同思想均由仁爱思想衍生出来，充盈了慈善意识思想的宝库。
民本思想为儒家施行仁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古代慈善事业，尤其是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孔孟儒学以“仁爱”理论为本，从“亲亲”到“泛爱众”，到“仁民”，逐渐完善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主张君主要施行仁政，要采取“惠民”的政策，例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荀子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口号，标志着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反映了儒家慈善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表达了人类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儒家大同思想所追求的是一个财富分配均等，无贫富差别，人与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无限美好的理想社会。在大同世界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皆有所养。’川出人相友，守望互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大同思想为世人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追求公平正义、积极投身慈善活动，为实现大同世界而奋斗。
3.义利观
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慈善意识的发展。孔子认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应以义为首，以义为本，主张重义轻利，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孟子主张以“仁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以义与利为划分善与恶、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应“怀义去利”，“去利存义”。正是在这种义利观的影响下，人们在面对义与利的取舍之时，当能舍利取义，扶贫济困，关爱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