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奉佛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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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9-23 09:31:01 点击数：
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遣的时候，他就会转而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别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为李爆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
史学前辈陈垣曾说:“五季乱而五宗盛。”历史也证明了纷乱之世宗教易于流行，五代十国就是其中之一。佛教盛行于五代，除了有民困于兵赞，剃度为僧以避苛政，士穷于仕途，研习佛典以求解脱等社会因素外，还由于当时盛行的禅宗教义简易，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慧能以前的佛教，“因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把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人与神对立起来，企图通过苦难的折磨、肉体的毁灭、欲望的压抑等途径求得佛陀对自己的拯救以及对现实苦难世界的超脱，投生于彼岸极乐世界’。这对于有重人轻神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追求清净闲适的士大夫阶层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也许基于这点认识，由慧能创立的禅宗南派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将这些难以为人们接受的教义进行了一番改造，带来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一系列理论转化，转化的其中之一就是此岸即彼岸、秽土即净土的主张。慧能以后的南禅宗以此为基本原则，衍生出种种主张，但始终不离“即信即佛”这一思想。它以“心”即个人意志为根本，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坛经·疑问品》中慧能说:“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岸，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净土净。意谓执迷不悟之人念佛，希望求生于彼岸，而聪明彻悟的人则只使其心清净，就是达到了净土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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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把“禅”从早期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上升为一种精神，使“禅”由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它悬置了一个永恒的终极境界，将之称为佛的境界，借以引导信仰者从现实的、短暂的、苦难的世界中超脱出来。对于这终极境界的具体内容，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解释，而现实的途径也由早期禅宗的静坐、念佛、诵经等渐进形式演变为南宗禅简捷的感悟。这种禅的思想无疑具有了一种蔑视外在行迹而重视内在感悟，不重神灵崇拜而重心灵空寂的倾向。然而，“宗教如果是大多数人的宗教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思想的话，它就不能没有仪式、方法和信仰，正如基督教需要有牺牲、忏悔和祈祷一样，这是引起信仰、维持信仰、获得解脱或联系信仰者与惟一实在的具体途径。因此，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选择了这种倾向于形而上的探索的禅宗，在参禅学佛追求永恒境界的同时也还会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外在的宗教行迹。禅宗梵我合一，即心即佛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中痛苦无助的李煌而言无疑是茫茫大海的一根浮木。而早在先主、中主之世，南禅宗“五叶”之一的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便已长期在南唐金陵传道弘法，并受到先主和中主的礼遇和重视。李煌从小便沐浴在法眼宗风中，再结合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接受佛教信仰就是很自然的了。
信仰佛教，并不意味着一定得出家为僧，过那种常伴古佛青灯的僧侣生活。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煌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煌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居士，就中国佛教角度来说，指既有资材、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学识，又信奉佛法的居家徒众。有了居士，就有了居士佛教。所谓居士佛教，意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及各类佛教活动。虽然禅宗有朝形式的简易和思想的形而上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它毕竟还是宗教，居士们研习佛典，思考人生奥妙的同时，也还会沿袭许多宗教传统，举行或参加其他宗教仪式和活动。“佛教信仰”本是一个较虚无的概念，而这些外在的宗教行迹正好成为了信仰最直接的注脚。
南唐君臣之信佛，早已为世家所讥，其中尤以李惺为最。李爆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灯录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现摘录如下:
煌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续资治通鉴》卷五有相同记载)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崖，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五有相关记载)
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装茉，课诵佛经，跪拜顿颓，至为瘤赞。(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
唐主事佛甚谨，中书舍人全椒张泊，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由宠.(《续资治通鉴》卷五)
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 报恩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 (宋《江南余载》卷下)
唐主笃信浮屠，出禁中金钱幕人为僧，……(《御批历代通鉴样览》卷七十一)
开宝三年((970)，春，命境内崇修佛寺，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十国春秋》卷十七)
僧缘德，临安人，俗姓黄氏。……后主闻其名，召人禁中，问佛法大意，就建寺于庐山。(《十国春秋》卷三十三)
开宝三年元月，江南后主再请(金陵报恩院清护禅师)入住报思、净德二道场，来往说法，改号妙行禅师。(((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
乾德二年，国主延入(金陵报慈道场文逐导师)居长庆，次清凉，次报慈大道场，署雷音觉海大导师，礼待异乎他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
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暨 法眼(文益禅师)入灭，复尝问师曰:“先师有什么不了的会案?”又:李主建报慈院，命师(法眼)门人玄觉行言导师开法。(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
以上所列史书资料中还有李爆一些奉佛举措及与其他禅师往来问道的记载，不尽录。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爆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救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布道并开设法会、斋会;第三，依赖其特殊地位，与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灯禅师、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智箔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虽然李煌在佛教思想方面并不见有何建树，也没有关于其佛学见解的专门著述流传于世，但他的确曾极力标榜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并在各种场合下积极予以提倡，毕竟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士。他对佛教的贡献无疑主要集中于经济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李爆之所以如此信佛候佛，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二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国事的衰危给李煌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李煌即后主位之日，已是宋王朝建国之时。李煌在位15年，南唐皆对宋称臣。尽管如此，来自宋朝的威胁依然日甚一日。在这种危苦的政局和忧患的心理背景下，李煌期求借佛教以为麻痹和排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至于个性和经历，也不可忽视。李爆生性儒雅儒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夭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李后主真想就这些疑义，好好地求教于佛门，倾听佛法阐说的妙旨胜义，以抚慰、减轻他心头的痛楚。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脱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