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建丛林的优势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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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06 09:48:16 点击数：
然而，尽管具有上述机缘和有利条件，鉴于大都市以及毗邻地区的官寺仍然在佛教界占据着主导地位，百丈禅师为何能够建立丛林并吸附众多的僧人呢?《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中的文字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若干线索:
“百丈山竭立一隅，人烟四绝，将欲卜筑，必侯檀那。伊蒲塞游畅甘贞，请施家山，愿为乡导。庵庐环绕，供施苗积，众又蹄于石门。然以地灵境远，颇有终焉之志。”
据考证，上述文字中的“伊蒲塞”即是优婆塞(在家居士)的别称。百丈禅师原本就有意在百丈山修行，碰巧有虔诚佛法的当地居士愿意将田园和山地布施出来，同时又有四方禅僧望风而至，百丈山丛林道场因此得以建成。史书中对于居士甘贞几乎没有任何记载，而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但凡勋贵显宦之家，必有史书为之立传，这也许可以反证，甘贞并不具有显赫的出身或官方背景。我们现在仅仅知道，他是奉新甘坊人，是当地的乡绅。因此，就布施的性质而言，这属于民间布施行为，而不是皇室王公的官方/准官方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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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前述伪山道场与此处百丈山道场的兴建过程，都显然是当地居民和僧人们在高僧大德的精神感召下自愿出力兴建的。根据丛林清规行普请法并务求节俭的作风来推断，丛林道场的建筑显然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像官寺那样修建得富丽堂皇，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在缺乏官方支持的情况下，民间并不缺乏修建这种丛林道场的潜力。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和佛教其他教派的修行者相比，禅僧有个极为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其流动性相当高。吕澄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谈到:
“因为禅宗在各处都有传法的，每处的人数也相当多，要解决生活问题有时会发生困难，所以就形成了到处流动的所谓‘游学参访’的风气。学禅者游州猎县，不辞千里，过夏经冬，既可游览山水，也可取得供养。”
我们无法确切考证这种游学参访的风气始于何时，但在百丈禅师、黄聚禅师、伪山禅师建立道场的过程中，无不提到四方禅人望风而至，可见，至少在百丈禅师时代，这种游学风气业己盛行，禅宗僧人的流动性程度己经相当可观。
这种流动性对丛林道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借助于僧人的流动，高僧大德的声誉很容易被传播开来，从而吸附大量虔心求法的僧人，迅速形成良好的道场，事实上，百丈、黄聚 v伪山等诸多高僧驻锡之地，就是这样发展成规模庞大的丛林的;其次，这种流动性大大有助于僧人的悟道过程。拓宽了他们的见识和视野，为其大彻大悟提供更多的契机和可能性，比如晚唐高僧赵州从捻禅师在悟道过程中，就先后参访过黄巢、宝寿、盐官、夹山禅师等诸大禅师，洞山禅师在悟道之前也曾经参访过南泉、伪山和云岩等诸大禅师。唐朝中后期禅宗高僧之所以人才辈出，不能不说与这个因素具有极大的关系;其三，和常住寺院的僧人相比，云游僧面临着更多的生存挑战和风险，参访的过程极大地锻炼了禅宗僧人的各种生存技能。而在悟道以后，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很容易肩负起革路蓝缕的使命，不断孵化和繁衍新的禅宗道场。而且，由于这些云游僧人在参访过程中见识过众多的道场，他们能够不断汲取、借鉴和吸收优秀的寺院管理制度和修行模式，从而促使丛林制度日臻完善;最后，这种云游模式还大大增强了禅宗的风险抗击能力。借助于云游僧人，全国各地的丛林形成了某种松散的网络。遇到战争或饥荒之年，僧人可以迅速转移，进入其他的丛林道场继续修行。这大大有利于保持禅宗各派的香火与法脉。
当然，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如前所述，既然帝国奉行着严厉的宗教钳制与管控政策，那么，为什么这些禅宗僧人能够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呢?这个问题尚待更深入的研究，但在笔者看来，这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首个原因就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朝廷的权威和控制能力大为削弱。据圆仁记载，当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灭佛之时，“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敢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救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这表明，在唐帝国中后期，严厉的管控政策可能并没有付诸有效的实施。而第二个原因则涉及到云游禅僧自身的性质。由于这些禅僧大多来往于山林之地，远离通都大邑和战略要地，因此其云游活动的政治敏感性程度，远远不足以让业己自顾不暇的帝国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
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帝国放松了钳制政策，这对丛林道场的发展来说都是绝佳的机会:民间自愿的布施与捐助、丛林兴建的较低成本以及禅宗僧人的自由迁徙权，这三个因素意味着，百丈禅师的丛林模式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而事实上，此后禅宗丛林的蓬勃发展也的确印证了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