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佛教内部僧侣素质低下，寺院经济极度膨胀，极大地妨碍了唐政府财政体系的运行和社会的正常发展，也是这次法难产生的主因之一。唐代佛教的繁荣，一则出于历代唐帝的保护提倡，二则更是大量民众为躲避官府赋税摇役所致。如此背景下，佛教的发展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大量不信佛的人士充斥教团造成僧团素质的下降。太宗、玄宗、文宗就曾为此迭下沙汰僧尼的救令。天宝以后，政府公开豁卖度。安史之乱时，杨国忠“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肃宗时，用右仆射裴冕之议，各府置戒坛度僧豁度碟谓之香水钱。如此僧团素质每况愈下.武宗时，教团伪滥之势更甚。寺僧豢养奴碑、私度僧尼，引致武宗多次下诏简括无籍僧尼。会昌二年十月九日的救令更提及:僧尼中有“解烧练、咒术、禁气者，”乃至“冒犯淫养妻，不戒行者”。同月的简括行动中竟有三千余僧尼因爱惜资财而自愿还俗，其素质之低劣令人震惊。僧团素质低下造成教团经济的盲目扩张乃至沙门的奢靡腐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曾言及:长安城里坊间有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会昌二年十月，功德使奏疏中有: “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裨二人”，则僧尼眷养奴裨在当时己相当普遍。会昌五年八月的诏书则称: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奴弹十五万人，收膏腆上田数千万顷。依照唐制，僧人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四十余万人竟致占地数千万顷，当时僧尼兼并土地风气之盛，寺院经济之膨胀实在令人震惊。

    再次.道教徒对佛教的倾轧也是法难产生的原因之一。道教与佛教之间的争论由来己久，东汉明帝以来即迭有交锋。魏武、周武之时崔浩、张宾更大力排佛。至唐代，道佛间的争斗愈演愈烈，道教徒凭借皇室的支持而凌驾佛教之上。高祖、太宗、玄宗之时，道教徒对佛教构陷都曾险些酿成法难。至武宗时，道士刘玄靖、赵归真、邓元起等利用出入禁中的便利多次毁谤佛教，终于促成了这次教难。

    最后，这次灭佛也是一次政府行为。时任宰相的李德裕对佛道之教糜费民财，眩惑世人早有嫌恶。元和中，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其时“军旅浸骄，财用弹竭”，李德裕于提倡节俭的同时，“日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对管内四郡祠庙严加简括，“除淫祀一千一十所”，“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后有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借敬宗诞日，请开坛度僧以聚敛资财。李德裕遂上疏痛陈度僧之流弊，使王智兴之议不行。此后，唐敬宗听信道士赵归真之言，遣人遍访异人为师。李德裕闻之又上疏切谏。“宝历二年((827)，毫州一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李德裕复奏请填塞水源，以绝妖妄。后李德裕任官剑南西川，“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时“蜀先主祠旁有揉村，其民剃发若浮屠者，蓄妻子自如。”李德裕乃下令禁止，蜀地风气为之大变。李德裕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及其个人的宗教倾向，对唐政府在此次法难中的立场起到极大的导向作用。李德裕秉政期间，各地藩镇割据，中央财政日益吃紧。潞府之乱更使唐政府倍感无奈。武宗下诏简括僧尼，乃至最终灭佛，无疑给了以李德裕为首的政府内阁难得的契机。会昌年的历次简括，几乎都牵涉到对僧尼财产的处置。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的奏疏更将佛像法器改铸铜钱，铁像改铸农器，僧尼还俗为两税户的规定明确化。灭佛无疑给日益衰竭的唐代财政提供了莫大的契机，而教难不仅涉及佛教，其它如景教、袄教和摩尼攀同样遭受劫难，唐政府将禁教行动扩化实有乘火打劫，缓解经济危机之嫌。而武宗诏书曾启及“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这些言语也一再点明了此次灭佛行动所包含的经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