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含蓄，因而临终文中，饱含深情，却又有所节制。作者在文中多自我反思与总结，而且贬多褒少。在动荡的年代很少有为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多是感叹命途多并，反思自己一事无成，体现着士大夫“吾日三省吾身”的做人准则。许多临终文虽然提薄葬，但又事无巨细，对薄葬的等级、入葬时间、具体做法、棺梓样式、封土植、发丧上贡等都有具体规定，贯穿着礼乐制度在其中。魏子建《疾笃救子收柞》要求将第二任妻子墓迁来与自己合葬，但要“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孝s皇后萧文寿和兰陵公主在临终文中都要求与自己的丈夫合葬，既是美好爱情的表现，也是古人嫁夫随夫的传统观念的反映，体现着古人的礼乐观念。
曹不《与王朗书》:“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因而古人关注现世，临终文的作者在文中上忧君主，心系家国，临终之时上表上奏;下戒子孙，不忘对后代的谆谆教导。动荡的社会使得忧患意识深深根植在文人心中，死者在临终文中，多体现出为后代的谋划与考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挂念。例如南朝萧子响写给齐武帝的《临死启》既是家书也是上奏。古时家国一体，这些临终文不只是对君主尽忠的体现，也是对国家热爱的表达。在临终文中，很少涉及到财产分割、家产继承等实际问题，而比较专注于对后世的教诲与劝诫，对君主的忠诚与尽节等方面的表达。如传授后代处事思想、为官之道、自保法门;勉励后代修身养性、勤俭节约、肩负天下，这无一不是儒家传统观念的展现。
《文心雕龙·情采》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可见真情实感是文章的基础。从先秦到隋代，文学上出现过铺张扬厉的汉赋和南北朝柔糜的诗风，但临终文始终保持了相对固定的质朴特色，常以平铺直叙为主，多描述和议论，少比喻等修辞，语言朴素感人。死者对待国家，真情切切;对待后代，关怀备至;对待朋友，殷殷相告。临终文往往是人在生命临终之时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以情动人是临终文的一大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