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礼佛的现实性表现之二在于他对佛教的参悟和取用，以此来直接满足主体自我现实性的需要，显现出世情化和功用化特征。
“乌台诗案”对志在奋励的苏轼的打击是巨深的，“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个中的惊恐程度，形于言表。尽管有出狱后“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障人”的喜庆，但此后的他不再有前时的气盛敢言，而是在很长时间内，极其惧怕现实政治事物。深深的“畏祸及身”的恐惧，使他一方面只能将对现实的关注融人给友人的书信中;另一方面，则通过“埋头”于佛教来避开现实的政治漩涡，佛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规避现实斗争的蜗居之所。初滴黄州不久，苏轼在给“为某所累尤、深”的王定国的信中叙述了他的心情与日常举动:“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曾看渴人。所云出人，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出人僧舍，并不是笃好佛法，只是大难之后退居炼养。其所以相中僧舍佛寺，只是因为那里有宁静的氛围与雅致的环境，能满足自己“聊以自娱”的现世情怀。寄寓黄州安国寺，苏轼看重的也正是那里“有茂林修竹，破池亭榭”可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从而获取“一念清静，染汗自落，表里愉然，无所附丽”的心灵境界。苏轼是闲人雅士，可以参禅道渴，但不是佛理中人。他的“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不中之道，不足之性)”，实质只是通过佛寺的宁谧氛围来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与苦痛，求得一息之宁。在与友人的书札中，苏轼进一步申明他“时作僧佛语”，只是因为“多难畏人”，不敢再作“文字”，以防罗织。“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经藏记》皆迎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甚至即便为“璋师”作《罗汉堂记》，也得“侯试思量仍作伽语，以求全身远害。即便如此，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改不了汲汲事功、好发议论的一面，对时政常所议及，过偶尔要交待一句“勿以语人”之类的话罢了。难看出，苏轼“潜心礼佛”的初衷，并非是潜心饭依佛门，只是在于它规避现实的权宜之用而已。
元佑后，苏轼不断南滴，最远处竟至海南的澹州。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其家人包括与之生死以之的苏辙也是颠沛流离，历经磨难。生死投荒，亲人时有故去，一些相知的好友也相继撒手人寰。面对瘴病恶地及相继而来的切肤之痛与政治上的“无所施作”，苏轼并不像寻常人那样，在失意无聊中“以声色自遣”，而是选取了佛教，通过其教理的参悟与运用来开释心胸，修身养性，化解烦恼。“然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中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养生亦无他术，独寝无念，神气自复。知吕公读《华严经》有得，固所望于斯人也。佛教本就有澄心净虑，默然内观，了断“无明”等去除烦扰，安顿自性的妙法，又有破除执着、妄念，出离现实苦痛的功用。苏轼阪依于它，默然反照，视身如幻，作露电观，破除见思惑，识见自性，遂将现世的生老苦乐得失对等为一，不仅能愈合其人生中的诸般伤痛，一定层面上还起到了养生御瘴的实际效果。苏轼能在瘴病之地残喘北归，很大程度不得不归功于他对佛教“理遣”和“养生”现实功用的合理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