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关注现世，注重佛教中世情化的一面，这体现在他对佛教的择取上往往注重于“直指心性，见性成佛“类浅而易行的一面，而不喜好苦修及对佛理的纯理性推查与研读。与喜好庄子的旷达自适相应，苏轼在礼佛上不事苦修，而是师从小乘内观自修的方法来升华人生境界，淡化现世的苦难。“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故凡学者，但当观心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通过反观自己的内心，在静默寂然中破除对外界事事物物的爱(执着、妄念)，从而了断“无明(不识法性)”，获得开解。达到这一境界后，就能，i虽不起，而物无不接，接必有道”。
这“道”即为“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也就是应接外物而根据外物自性所应当发展的轨迹任从其发展。这样，既不会改变物性(“得其当”)，又排除了自己内心的扰攘，从而避免自身对外物的执念(“不役于物”)。苏轼之所以能在不断的迫害与磨难下生存下来，甚至苦中求乐，以苦为乐，不能不说佛教这一“观心见性”的修行方法起了重大作用。如其早年所言，注重现世人情的苏轼虽则礼佛，却并不主张出家修行。在他眼中，“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因而当他听闻吴复古执意要出家，就屡次劝他“在家出家足矣”，甚至在为其请得度碟的前提下，应友人的示喻而准备出尔反尔，“侯他到此，即取其度喋收之，力劝令且更与宅中评议也’。从适情的角度出发，苏轼对那种细绎引申佛理的做法很是反感。在《跋王氏华严经解》中，苏轼对王安石好精深佛理的做法大加讽刺，认为那只是王安石的自欺欺人而已，“屠者卖肉.娟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静，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