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行动上的帮助。人世间最为悲痛的事情莫过于生离死别，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感伤悲痛、情绪低落，帕措成员则承担起了安抚死者家属、处理丧事的任务。他们有行动上的帮助，也有物质上象征性的资助。24岁的报道人多杰俊美参加过帕措内的多起丧事活动。最近的一次是在2009年3月份。他回忆道:

    本村(夏稚村)的阿松逝世于今年3月份，他活了85岁，阿松家和自己家同属于夏推帕措.那天，我正在乡政府大院玩耍，这时阿松的孙子阿扎跑过来说他爷爷刚刚过世了.很显然，通知我是希望我过去帮忙.我家也没回，直接去了阿扎家.这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全是我们夏稚帕措的.……因为天勺民冷，在喇嘛念完超度经后，我和40多岁的多杰乘着尸体还有余温很快将它捆缚好，装在了一个大塑料袋里面.阿松的尸体在第三天被葬在了他家的四楼上.那天上午，整个帕措20多户都拿着东西去他家看望.我妈妈准备了酥油约一斤，楷粗一脸盆，是我送过去的.

    帕措成员在整个丧事过程中，承担了大部分事务，特别是和尸体有关的工作，包括捆缚、搬运尸体、挖坑、对尸体的最终处理等。其中，最难、最有挑战性的是天葬或水葬。报道人讲:在三岩，肢解尸体的活儿一般的邻居和亲属是不愿意干的。因为尸体很脏，通常人们都避免去触摸尸体。天葬时，愿意动刀子的多是那些至亲，以及本帕措的成员。参加过天葬的小伙子扎西布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死者要不是本帕措的人，自己根本不会去动刀子。

    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对死者，人们往往具有复杂的感情，“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这两方面似乎是合而为一，互相乘除的.”。马氏道出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尸体是令人“反感”和“恐俱”的。Watson(屈佑天)通过对广东社会死亡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尸体是一种很脏的东西，它甚至充满了污染和危险。汉人社会死亡污染可分为两个层面:人死后，由亡灵散发的主动污染以及由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来的消极污染。消极污染必须要由继承死者财产的男人来沾染，只有这样正常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在藏族社会，死亡污染也普遍存在，传统社会对天葬师的歧视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三岩，承担死亡污染的不是死者的直系亲属，而是旁系的帕措成员，他们沾染了死亡污染最后是通过喇嘛念经的方式加以祛除。类似的情况是驮运尸体的耗牛也沾染了死亡污染，需要喇嘛念经进行净化。而且，这头耗牛还将会得到一些“补偿”:以后将会被放生;从此以后它不再为主人干重活了。

    二是守尸。在办丧事时，帕措组织内部除了语言上的安抚，行动上的帮助，以及物质上的赠予外，还通过陪伴死者亲属守尸的形式来安慰他们。2009年7月，我在雄松乡调查时，听说确所村刚刚病故了一位中年妇女。当我在上午十点钟赶到这家时，屋子里己经坐了七八位男子。他们都是确所村的，年龄最长的有60多岁，最小的刚20出头。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家庭。大家坐在火塘旁边喝茶，边聊天。他们或是聊些与丧葬有关的话题，如死者的生辰八字、丧事筹办，或是聊当年的农业、虫草收入。整整三天，房间里最少的时候也有4个村民。死者已被捆缚起来放在火塘对面的墙角处。在火塘与尸体的中间铺着四张垫子供来客坐卧。我了解到，最近三天晚上人们就睡在垫子上守夜。屋子里的气氛并不压抑，以致于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分出男主人来。更有两位年轻人相互开起了玩笑，并扭打在了一起，差点碰到墙角处的尸体……。在白天，人员进进出出，一些人来后坐一个小时就回去了。也有两个人一整天都没回自己的家，一直呆在屋子里。或许是晚上在守尸时没休息好，那天我发现他们竟然在众人的谈话声中睡着了。

    家人为死去的亲人守尸代表着生死两界难舍难分的惜别之情，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在三岩，守尸也包括同帕措的成员。他们是自发地前来陪同死者家属的，这也是以实际行动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帮他们做一些事情，陪他们聊天，以打破笼罩在房间中沉寂、哀伤的气氛，缓解家属内心深处的悲伤。

    对于丧葬中的宗教信仰、人群互助，乃至守尸仪式，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过深入地探讨，并立足于功能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诠释:

    “死人归天后，遭逢此绝大损失的生人，便堕入方寸皆乱的情绪中，这种情绪对个人或社区都是很危险的，倘若没有丧葬的仪式一一这仪式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一以资调剂，其危险就难以克服。守尸体、埋葬……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上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

    三岩，帕措成员间的互助构成了丧葬活动的重要内容，从功能主义立场解释，它能帮助死者家属度过因失去亲人而面临的危机，体现了当地帕措文化中团结互助的理念，帕措成员间的关系和情感通过举办丧葬仪式得到了大大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