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的西江苗寨来说，由于其位于苗疆腹地的雷公山地带，加上“化外生苗”的政治身份，这种地理与政治上的边缘化使西江苗族同统治阶级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沟通互动相对较少，外力不能直接作用于本土社会，家族社会组织拥有强势，原有“地天通”的格局得以保持，“绝地天通”的现代化只能推迟到当今时代。在传统的西江苗族社会中，以“鼓藏头”和“活路头”为代表的祭祀与生产劳动规则以及“议榔”、寨老会议等传统的社会制度构成了其运转的基本方式。进人现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传统的生计方式不断转型，原有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形式也在发生变迁。年轻人的生计方式除了农耕之外逐渐开始转变为外出打工、经商的经济行为。这些都间接的扩大了其同外界的交往，也逐渐培养了当地居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近年来，随着对西江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其传统的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再一次受到冲击。大量商业活动和营业场所的涌人，以及“景区化”的打造使西江苗寨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景点。旅游发展带来了便利的交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但同样也使西江苗族的整个生活无形中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而关键的是，其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运转规则也卷人其中:西江苗寨内部十二年一次的祭祀活动“吃鼓藏”被打造成盛大的旅游景观与地方盛会，原本的祭祀领袖“鼓藏头”也被外界开始定义为“苗王”，不断成为社会各界和媒体用以打造进而迎合游客猎奇心理的商业符号。一个原本封闭社区内部的传统祭祀行为在商品经济的包装下开始转型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源”。
然而，虽然外力的文化冲击来势凶猛，但西江苗寨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文化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张力。
首先，尽管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使大量商户和营业性第三产业进人西江，使西江充满了现代化的商业气息，但其村民原本的社会文化却并没有受到摧毁，甚至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上还保持着相对的完整性。笔者在几次对于西江的调访中深深的感受到，在开发打造之后西江的文化表征随着地理空间上的垂直升高而逐渐分层，形成“垂直分界”的格局。在山下，游客所直接光顾到的区域分布的是各种各样的营业性场所，餐厅、宾馆、KTV、酒吧以及各式各样的旅游纪念品商铺，店面的经营者有本地人，也有大量的外地经营者。但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商铺，在这里你所感受到的只是兴盛的商品经济繁荣景象。但通过石阶路走上山去，便会体验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在山上，主要是以本地居民自发建立，自主经营的“农家乐”为主，可数量上相比山下大规模的“第三产业群”还是微乎其微。而如果继续上到高处，则几乎没有经营性实体的存在。本地社区文化的“真貌”便清晰的“浮出水面”。包括传统建筑保存的也较为完好，即使是新建造的房屋，其结构与整体设计均是按照西江苗族传统的功用和空间观念考虑出发，底层用作仓库和饲养牲畜，二层用作日常起居和厨房，三层则是修做卧室。笔者在调查期间一直居住在当地村民家庭当中，山上居民的生活仍旧是以传统方式为主，百姓生活除了耕作和家畜饲养等日常劳动外，包括商业行为也都是在传统的集市上完成。山下便利的现代化旅游景区并没有影响当地苗族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垂直的地域分布中，山上山下的文化界限分明可见。当然，这同由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思路有关。西江的旅游开发属于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政府同企业投人重金打造景区，主要将开发重心着力于山下平坝，这主要是考虑到为游客营造舒适便利的旅游空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一定程度上较大幅度的改变了当地的生活与生产环境，尤其是在对于当地河流的改造工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当地苗族居民真正的文化诉求与发展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