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族习俗的影响

    明初，民间的冠婚丧祭四礼多沿用元朝旧俗，如丧亲，惑于浮屠风水，明太祖以孝治天下，即位以后，即下火葬之禁，主张葬之以礼，洪武三年(1370年)上谕礼部臣曰:“圣王治天下，掩骼埋皆之令推恩及于朽，近世狙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家朱元璋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全面否定蒙元时期的那种陋习，重塑汉族儒家文化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明中期以后，尽管各地的漏泽园和义家逐渐废弃，统治者还是明确要求土葬，禁止火葬，如嘉靖帝在申恤沼中说:“联思京城九门地大人众，多有死丧贫难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归者，露尸骸，联甚悯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该官役以义地收之，当行设立义缘，所关风俗最大。古惟死有余辜者戮而焚尸，刑至毒厉，前史王莽曾用此于叛逆，古今指为不仁之极。今贫民相沿胡俗，死人焚之，名曰“火葬”此辈愚蒙何至，丧失良心至此极也。在嘉靖帝看来，只有那种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人才能焚尸，对无辜平民实行火葬既与明朝的风俗格格不入，又与儒家文化中的仁者爱人的理念背道而驰，再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冬十月，上曰:“联思饥民必有毙于道路者，暴露遗骸，联所不忍，宜有以处之。乃救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各督有司查视掩埋，以称联不忍暴露之意。”明朝统治者从汉族传统的丧葬礼俗的立场出发，对灾荒年间死去的贫民进行安葬。

    3.现实需要

    有灾就有荒，灾荒之后必有大疫，通常情况下，瘟疫、鼠疫等疾病在灾荒时期传播速度非常快，这就加剧了灾民丧生的风险。嘉靖时期林希元曾云:“盖大荒之岁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困于饥冻，多死道路，不为埋痊则形骸暴露，腐臭熏蒸，仁者所不忍也。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中更是强调了埋瘦的重要性，“救荒有六急，其五曰:既死贫民急募瘦”，李镰也认为:“风雪之时，小民困砖饥冻，不胜摧折，或填砖沟壑，或漂诸湖港，或露筋原野，或横骨城隅，鸟啄犬衔，蚁横姑曝，尸骸腐化，秽气薰蒸’，可以看出如果不对死后的灾民进行及时掩埋和安葬，时间一长，尸体腐烂的气味散发到空气中，不但会对灾情加重，更会引发瘟疫等群体性疾病，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及时掩埋尸体和净化环境卫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