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朝历代帝王都如此重视在灾荒中掩埋尸体，那么明朝政府除了在内地设立漏泽园和义家以外，北部军事重镇也设立了各种社会保障机构。明朝的九边基本都位于北部的干旱内陆地区，经济贫痔，自然环境恶劣，再加上这里经常遭到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因此这里的战争灾荒比起内地要更加严重，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明朝加强了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在这里相继设立了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景泰三年(1448年)，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秉请求在宣府设立漏泽园等，得到朝廷允准，自此以后，其他各个边镇卫所也开始设立，弘治十二年(1498年)，明孝宗根据工部侍郎李遂的建议，命“延绥镇等于沿边各卫设立养济院漏泽园各一所”嘉靖十一年(1532年)，政府在大同卫设立义家专门埋葬阵亡将士和灾荒中死去的贫民，至此，政府将这一恤政措施从内地府州县扩展到各个边镇卫所。

    明代官方在具体掩埋中会充分调动各种力量为死者筑坟埋葬，由政府组织地方的里甲社首等人员进行埋葬，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报酬，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河南大荒，明廷命令钟化民前往救灾，钟化民是利用给予经济报酬的办法来动员各方力量安葬，“饥民遗骸遍野，公令各府州县及村墟乡落遍为收掩。凡掩一户，给工食银三分，衬席银二分。各乡义家具如此”。崇祯时期，嘉善县陈龙正在地方贩灾中就认为“各地方里甲人等，遇死尸露未掩埋者，随即报官，给与芦席四块，麻绳二条，火速包裹，打近郭者埋于漏泽园，在乡者埋于义家，毋得坐视忽然，致伤和气。既死之民，宜募增修义家，分别男女，仍修募之。凡死而无主者，在城保长报主贩官，在乡保长报分贩官，各召人埋，埋毕，给银五分，狱囚死而无主者亦如之。城中偶见死者，给棺一具，遇有死者，逐一点验，埋毕，每具立给索价银三分，埋工食银如之”，陈龙正和钟化民作为贩灾的政府官员，在掩埋尸体这种养恤的重大事务中，对掩埋尸体的工人给予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埋尸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死者人所畏恶，责人以所恶”，在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不愿意做埋尸这样的事儿，尽管官府督促严厉，但还是有暴露在外的遗体存在，嘉靖时期J.‘东金事林希元就遇到这种情况，为此他在实践中总结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择地高J’‘去处为大缘，榜示四方军民，但有能埋尸一躯者，官给银四分或三分，每乡择有物力行义者一人领银，开局专司给散，各厂贩济官给予花阑小票，凡埋尸之人每日将埋过尸数呈报该厂，领票赴局，验票支银，事完造报以便查考，埋过尸骸逐日表志，以待官府差人看验”地势开阔的地方作为大家，对埋尸的军民进行物质奖励，同时让埋尸的人根据埋尸数量到粥厂领取小票，作为自己掩埋尸体的凭证，林希元是把埋尸与煮粥结合起来，最大化地给予埋尸军民的贩济力度，事实证明，“远近军民趋者如市，数日之间野无遗骸，官不费力，而死者有归，至简至便今各处灾伤，疫病不无饥饿，转死所不能免，如臣之法，似可行也。这一埋尸方法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明廷赞同林希元的这种埋尸主张，并在全国各地加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