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尖峰。那边来路远哩，从浦口山上发脉，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弯弯曲曲，骨里骨碌，一路接着滚了来。滚道县里周家冈。龙身跌落过峡，又是一个墩，一个炮，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结成一个穴情。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说着，小厮捧上五碗面……余殷吃得差不多，拣了两根面条，在桌子上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很显然，作者对于二人绘声绘色的解说是持讽刺态度的，正如陈美林所评的:“一副江湖术士口声”他们只不过是借此骗吃骗喝。第四十五回中有一段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描写，惟妙惟肖:

      余殷夺过来道:“等我看。”劈手就夺过来，拿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说道:“四哥，你看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又闻了半天，说道:“这土果然不好。这段看土质的描写堪称是讽刺中的经典。虽然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土质的好坏确实有助于保存尸体，否则，尸体则易腐烂。但二余装腔作势，从“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又闻了半天”等词就可以知道二余并不会看土质，只是借此骗吃骗喝骗人钱财。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观余敷、余殷两弟兄之口谈，知其为一字不通之人，堪舆之学不必言矣。其妙处在于活色生香，呼之欲出，呆行呆气，如在目前也。”天目山樵也评道:“写余敷、余殷恶状各极其致，句句令人作呕。”作者通过拿土、嚼土、闻土等细节性的动作和他们装出的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把两个可憎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对风水堪舆的讽刺，常常被认为是抨击风水迷信。其实，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吴敬梓的友人程廷柞写过一篇《葬术说》，抨击风水之骗术:“则其术之荒诞无稽，而可信者百无一二，亦岂待明者而后悟耶……上天之命，岂葬师所能制其之轻重哉?”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往往奇发巧中，不可斥其必无此理，而非士君子之所取也。”程廷柞不是绝对不相信葬术，有人替他的先人选了一块坟地，他十分感激，说是“从来葬术，持论多不一，然刘君学稼为专家，且更事多，其言宜可信。廷柞之蓄疑于心者十年而后释然之。”吴敬梓对于风水的看法和程廷柞完全一致:按照孟子的说法，送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孝子侍亲送葬，上安祖宗之灵，下荫子姓之泽，为人子者应当尽孝心。而且俯察地理是儒者的分内之事，因此，古代的状元、进士等都热衷于风水，通晓风水理论和方法，把风水选择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用书中祁太公的话讲就是“吃饭的本事”“以为救急之用”。第三十六回，虞博士十七八岁时，跟着祁太公学“选择”(风水之术)，学成之后真心实意替人葬坟，被祁太公夸为“积了阴德”，完全是正面描写，没有一丝讽刺: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虞博士带了罗盘，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过了坟，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虞博士叫了一只小船回来。那时正是三月半天气，两边岸上有些桃花、柳树，又吹着微微的顺风，虞博士心里舒畅。虞博士心里舒畅，不是因为三月气候宜人，也不是因为沿途美景，而是因为虞博士从二十五岁起在杨家坐馆教书，但三十二岁这年没有了馆，真儒亦需衣食维持生计，这笔银子可以解燃眉之急，维持家用。

    吴敬梓痛恨的是那些风水家信口胡说，骗人钱财，动辄便说“此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而那些坟主，亦不过是想借风水求吉利，不惜将先人的骨殖搬来迁去，以求得日后的飞黄腾达，所以在第四十四回，作者借杜少卿之口，激愤地说:

    这事朝廷该立个法子，但凡人家要迁葬，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风水具了甘结:棺材上有几尺水、几千几升蚁。等开了，说得不错，就罢了;如说有水有蚁，挖开了不是，即于挖的时候，带一个刽子手，一刀把这个奴才的狗头析下来。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此风或可少息了。书中关于寻找坟地、考究风水的记述，写得活色生香，令人拍案叫绝，这其实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作者历代先人中不乏寻“善壤”以求得子孙发迹者。据《熙朝新语》记载:

    风水之说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全椒吴榜眼昌之曾祖，为父卜吉壤，延阂人简尧坡择兆。三年不得，辞归。吴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饮陈家酒楼。陈倚槛远眺。久之罢酒起曰:“异哉，吾远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许，审视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观之。喜曰:“天赐也，然葬后君之子未即发。至孙乃大发，发必兄弟同之。两面文峰秀绝，发必甲鼎，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后孙国鼎中崇祯癸未(1643)进士。国给中顺治己丑(1649)进士。国对国龙李生，国对中探花，国龙成进士，至昌兄弟亦先后成进士，而昌则中榜眼。简之术亦神矣哉。先祖吴谦敦请福建籍风水先生简尧坡寻找“吉址”葬其父吴凤，后来吴谦之子果然只是一名秀才，功名并不得意。吴谦之孙吴国鼎兄弟五人成进士，吴国对是探花;吴谦的曾孙吴最、吴昌也都中进士。吴谦寻“吉址”的作为对后人颇有影响:吴国鼎兄弟也都重视“堪舆”之术。他曾“携一奴及堪舆士遍历诸山，侠两岁始得石虎山之吉壤。”以葬其父吴沛;吴国龙也“究心堪舆医卜星纬诸学”对于先人的这些事迹，吴敬梓早年颇受影响，从吴敬梓的《减字木兰花·五》中能看出他早年也信奉“堪舆风水”之术:哀哀吾父，九载乘箕天上去。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幼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泥冈共一陌?父母双亡后，直到三十岁时还不能像陶侃那样寻得“牛眠地”，即选定风水好的“吉壤”安葬父母而深感愧疚。

      《儒林外史》创作于作者三十七岁后，由于学识的增长，生活的教训，尤其是从保守闭塞的全椒来到繁荣开放、人文荟萃的南京，文化名城的熏陶与浸润，再加上结识了程廷柞、程晋芳等一大批学者文人，使得吴敬梓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气息，启发了自己的批判意识，清洗了原先具有的迷信思想，认清了风水之术的真面目，对风水相墓、“迁坟”以求发达的种种言论与活动，予以深刻的讽刺和批判。正如陈美林所说:“其中对于风水堪舆之嘲讽，必为其生活教训、学识之增进从而生发者。明乎此，后之读者必为文木老人思想之不断跃进而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