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足见中日两国作家在创作上存在的一些差异，其根源正在于他们创作思想与小说观念方面的不同。
首先，瞿佑似乎摆脱不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小说为“小道”的价值观束缚，而日本近世作家并无“重诗文轻小说”的观念。浅井了意受到佛教唱导的启发，理直气壮地强调怪异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功能。其次，瞿佑更多地将小说作为寄托个人情感、抒发人生际遇感悟的工具，时刻强调怪异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质。而浅井了意更重视怪异小说的纪实性。他不仅有过撰写日本江户火灾、地震等时事报道的经历，还编撰过战争史录《甲阳军记))。这些经验都可能影响了他在小说创作中的纪实性文风。
瞿佑通过小说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表达对权力集团压榨、欺凌民众的愤怒，即所谓“豁怀抱，宣郁闷”。例如在《修文舍人传》中，余善文死后因其才学获得冥界的重用，强调冥界唯才是举。这是瞿佑对现实社会用人不公的讽刺，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样，浅井了意在对《修文舍人传》翻案的《了仙贫穷》中，僧人了仙空怀才学，贫穷而死，之后堕入天狗道，成了“学头”。虽然天狗道是魔道，但是在小说中，天狗道不像人间那样腐败滥权、任人唯亲。笔者以为，该小说表达了浅井了意对佛教教团自私自利、独断专行的抗议与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