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僧制佛律之“民间法”形成后，国法与内律究竟如何适用便成为难题。在多数历史时期，官方采取僧尼犯罪不同俗法的做法，但也同时兼顾国法的适用，只是二者孰强孰弱在不同时期而略有不同。
例如南朝“梁武帝制:僧尼犯过，依佛律行罚。而北魏宣武帝则下救:“细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己后，众僧犯杀人己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可见政策己有不同，官府将杀人以上的重罪之管辖权归于朝廷，普通案件则由寺院依据内律处置。
时至唐太宗时期。贞观九年(635年)，沙门玄碗圆寂，“遗表僧有过乞以内律治之，上嘉纳”。在玄碗上表恳求僧尼犯罪不与百姓同科之后的第二年，唐太宗在《度僧天下诏》中就“己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务使法门清整”。如此看来，太宗时期制定了与俗人有别的专门适用僧尼犯罪的规定。对此有学者认为，太宗所制定的条制就是唐代《道僧格》的前身。
而唐高宗时期则曾下救:“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边远官人不闲救意，事无大小，动行枷杖，亏辱为甚”。玄类对于僧尼犯罪同俗勘问一事，上疏高宗希望停止。高宗即下《停救僧道犯罪同俗法推勘救》:
道教清虚，释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为法末人浇，多违制律，且权依俗法，以伸惩戒，冀在止恶劝善，非是以人轻法。但出家人等，俱有条制，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
自高宗停僧尼同俗推勘以后，玄宗、代宗两朝也曾下诏，禁止对僧尼进行决罚。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河南采访使汁州刺史齐淤上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仰，未免鞭挞，孰瞻仪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玄宗便救令同意。代宗崇信佛教，曾“诏天下官司不得捶辱僧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