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这一带是居住地，这一点可从“井灶”、桑竹之“朽株”得知，可以说是毋庸置疑。问题就在于居住地是变成了坟墓，还是变成了荒地?如果是变成了坟墓，则证明这些人是“死在当地”;如果是变成了“荒地”，则暗指这些人“不在该地”。下面对这两种情况进行论述。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居住地变成坟墓—死在该地。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地人死在该地，一种是外地人死在该地。前者或正常死亡，或死于重大灾难，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中不见该地最近70年有重大灾情，所以当属正常死亡，这样自有子孙后代照理家园，不会变成坟墓，也不会变成荒地，更无须感叹。后者多在战乱期间，如该地作为战场。但据《晋书》《资治通鉴》，近百年之战争并不在柴桑发生，况陶渊明所处之地乃农村乡野，而非战略要地，故该假设不成立。
第二种情况:居住地变成荒地—不在该地。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下文详论)，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背井离乡，致使田园荒芜，原本居住的地方变成了“荒地”。只要原住居民远走他乡，居住地就会变成“荒地”。那么，会有哪些原因使得百姓们离开此地呢?
其一，多年的战乱征兵。魏晋南北朝实一乱世，而陶渊明所处的晋宋之际自不例外。据《晋书》，自东晋建国之初，连年征战，北伐、内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有战争就要征兵，兵从何来?柴桑一直在东晋政权统治之下，必为其重要的征兵腹地之一。这一点在把水之战中得到证明，正确的指挥和战略决策纵然重要，但充足的兵源也一定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王敦之乱时江州在其统治之下，桓玄篡晋时江州又在其统治之下，这些兵力必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控制下的江州地区。《晋书·庚亮传》附《庚翼传》记载，建元三年(3生3年)，庚翼欲北伐“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怨磋。”这里的六州分别是江、荆、司、雍、梁、益。此事在《晋书》卷七七《何充传》的记载是“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嗽然。”
其二，按口收税的赋税政策。按《资治通鉴·晋纪》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初，哀帝减田租，亩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米三解，镯在役之身”。东晋政府宣布废除度田收租制，实行按口收税的办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一书指出此法造成人民大规模的逃亡。因为这对于那些拥有大块土地的地主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而对于那些自耕农来讲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极容易使这些脆弱的自耕农走向破产。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迫使人民逃亡的推力。另外，东晋盛行的士族庄园经济的吸引。士族庄园制度是役使佃客、部曲、奴隶等生产者进行经营的封建经济组织，它是门阀士族地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东晋的给客制度规定士族地主占有佃客的数量虽然较前大大增多，但仍不能满足他们庞大的庄园经济的需要，所以士族地主还不断地把破产的自耕农变成他们的依附农民。对于逃民来说，成为地主庄园的佃户就会使自己附注在庄园主户籍之下，这样官员就不再向他们派征赋税和摇役。所以这无疑对那些破产的农民的逃亡又形成了一种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