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种宗教的传播、发展来说，专职宗教人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异民族中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发展本民族专职宗教人员是一项非常重要地举措。他们不仅在语言、形象方面，更为主要地是在民族心理上可以对坚定人们的信仰，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出家僧人是佛教的信奉者和新的佛教理论的创造者，支撑着佛教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既是佛教组织的实际体现者，又是佛教信仰群体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佛教组织的各种功能，首先是通过出家僧人的活动发挥出来，没有他们的活动，佛教在社会中便不会产生什么作用。
为了使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兴盛起来，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作为优秀的宗教领袖与世俗首领都己看到了发展蒙古民族佛教僧侣的重要性。因此在仰华寺会晤之时，索南嘉措不仅为以俺答汗为首的大小领主及部属举行入教仪式，并为近千人受戒剃度，其中有“汗族三人、贵族百人出家为僧”。，仅土默特部有以“黄金家族巴雅兀特台吉之子为首，带领十二土默特之一百零八人成为班第脱因，以真挚虔诚之心坚定阪依时，四十万蒙古愈益信仰达赖喇嘛各自向其饭依”气蒙古封建主们不仅让众多臣民出家为僧，还让大量的贵族子弟出家，形成了以贵族为核心的本土僧侣阶层。贵族子弟出家为僧不仅可以带动和坚定蒙古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更可以将宗教领导权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进而以此来辅助世俗的政权统治。索南嘉措在赶往土默特部参加俺答汗的葬礼时，途中被切尽黄台吉邀请到鄂尔多斯部，为切尽黄台吉及其诸弟灌顶，此次有近千蒙古人剃度出家。最为有意义的是三世达赖喇嘛转生于俺答汗家族，由于四世达赖喇嘛的出生与认定，使得“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这不仅消除了蒙藏宗教信仰上的民族间的隔阂，也使“全蒙古遂皆转为山居噶丹派(即格鲁派)之施主”。在喀尔喀部，多罗那他转生于土谢图汗家族—哲布尊丹巴一世，这又使世俗政权与宗教教权再次高度结合，使宗教更好的为封建统治进行服务。
当卫拉特四部正式接受格鲁派时，有32为王公各派了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出家为僧，其实质是每个王公都不肯轻易地将宗教领导权让于他人之手。据《内齐托音一世传》记载，内齐托音一世在土默特部传法时，在俄木布洪台吉的支持下，在半月之内有108人出家为比丘。蒙古封建主为了保证僧侣的来源，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加以保障。《卫拉特法典》规定:每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以及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广大民众也纷纷出家，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压力，从而使蒙古族各部喇嘛的数量骤然增加，加速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各部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最盛时期，也是清王朝统治强盛时期，这个时期，大庙中的喇嘛人数有的超过千人以上，最小的寺庙也在百人以上。.清朝中期，内蒙古喇嘛人数约15万人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