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祖籍月氏，世居敦煌。竺法护八岁出家，拜竺高座为师。他博览六经，涉猎百家。晋武帝时期，他听闻佛教在京邑传播，但当地人只重视寺庙图像，不重视佛教义理。为了使京邑之人了解佛教深义，他发愤西行，决意取经。竺法护跟随师父竺高座游历西域诸国，学会西域三十六种语言和文字。竺法护将自己在西域搜寻到的胡本佛经带回，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沿途翻译。《出三藏记集》记载竺法护搜集大小乘经一百四十九部。竺法护的译经事业贯穿整个西晋。僧裕云:“经法之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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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法首、竺法乘，二人皆是竺法护弟子。竺法首于竺法护酒泉译经期间多次担任笔受。竺法乘年少时便机敏过人，他依竺法护为沙弥，十三岁时侍于竺法护身旁。这说明竺法乘自年幼起很长时间都与师父竺法护相处，即使不是西域人，耳濡目染也会掌握一些胡语。竺法乘担任《修行道地经》和《阿维越遮致经》的笔受一职。竺法乘的聪慧之处还表现在慧眼识破甲族圈套上。关中有名望的人想要试探竺法护的品性，于是谎称遇急事需向竺法护借钱二十万，还没等竺法护说话。十三岁的竺法乘一眼便看出此人的把戏，称可以借给他钱。次日，关中甲族率家中百余口人前来受戒。竺法乘小小年纪便可以辨人、识人，足见其神悟。

    聂承远、聂道真，长安人。二人是父子关系，同为竺法护译经团队的助手。聂承远在译经团队中多次担任笔受，“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聂承远在竺法护开始译经时己经加入译经团队，他擅长梵汉双语，是担任笔受一职的不二人选。李尚全先生推断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是长安的儒生。他们拥有较好的文笔，所以他们负责最后整理成文的工作。儒生的文字水平基本可以代表内地的较高水平。“属有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叔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聂承远梵汉皆通的语言功底为竺法护的译经提供了保障。这也是聂承远能够长时间在竺法护身边助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竺法护所译佛经的经序后记可以看出，聂承远和聂道真跟随竺法护往返长安与洛阳之间。聂氏父子的翻译才能是得到竺法护的认可的。按照李尚全先生的推断思路，担任笔受之职的张仕明和张仲政也应为长安儒生，《贤劫经》笔受者赵文龙也应为当地儒生。

    竺法护的译经团队中，帛元信是龟兹居士，他与安文惠担任《须真天子经》翻译工作的传言者。传言者要求梵汉皆通。龟兹居士帛元信还与天竺沙门竺力共同参校《正法华经》，参校是核对己经翻译好的佛经是否有错误。这项工作要将翻译好的汉文去对照原本，因此需要对汉语、梵语都熟练掌握。李尚全先生推断安文惠、帛元信二人很有可能是在长安经商的西域商人，他们在与汉人从事贸易活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汉文化基础，并且对佛教有一定的理解，因此他们在译经工作中负责传言。

    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是《正法华经》的劝助者。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是《文殊师利净律经》的劝助者。任继愈指出西晋劝助译经者均不见于史传，可能是家境殷实的商贾或地主，但并不是中原的享有名望人家。由于身份阶层未入史传。

    折显元何许人也，文献未见记载。《出三藏记集》卷七《魔逆经记第十五》记载“折显元写，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脱。”担任书写者需有较好的汉学修养和文字功底。书写者传抄佛经以便流布，弘教功德甚大，因此书写者也应具有佛教信仰。笔者此处将折显元划为汉地居士，至于是长安人还是洛阳人，还有待考证。